吳真說 - 總統殺手當總統，總統要抓前總統－鑽石舞台

昨天，韓國選出了新總統。由於韓國離中國很近，突然之間，中文網絡上，各種韓國的消息、段子、照片、視頻，一度超過了熊大和熊二。熊大一看不行，什麼戰場能丟，中文互聯網這個戰場不能丟，於熊大出了大招，說發現美帝在熊二家的實驗室里幹了大壞事，而且有圖有真相、有字有證據。這才把聚光燈搶回去。

大量推送的韓國各種新聞舊聞、分（胡）析（扯）文章，讓群里的讀者和聽眾也犯了迷糊——我們對韓國的認知，往往來自韓劇和電影。當然，中國人包括我的朋友、讀者和群友，去韓國旅遊、辦公的人很多。但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政治、什麼樣的總統，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影響？網上的文章，基本一半一上在亂扯，還有一半在亂抄。

昨晚我在群里大致講了幾點，簡單整理一下（一些敏感的文字，就不能寫了，請諒解）：

1、這次選舉，當選的尹錫悅來自最大的在野黨「國民力量黨」（不用記韓國的黨名，經常換名字，經常重組，人也經常跳來跳去），得票率為48.56%，另一位李在明得票率為47.83%。這也是該國曆年大選中當選者勝幅最小的一次選舉。這也意味着，和2016年美國大選一樣，本屆韓國大選是韓國各界、各年齡層、各地區、各階層割裂最為嚴重的一場大選。注意，和美國情況一樣，這種極度撕裂和對立是原因，大選只是結果。這是當代西式民主的一個極其顯著的特點（甚至可以講是缺點，不展開寫了）。

2、更為有意思的是，全球知名的「蓋洛普」公司搞了一次很有趣的民調，韓國民眾對李在明和尹錫悅的反感率分別為62%和61%，遠超其支持率。基本可以這麼說，這並不是在選最適合管理國家的人、人民最滿意的人，而是在選「誰比誰更不爛」。作為「韓國史上最難預測結果」的大選，整個過程充斥了幾位候選人的醜聞，每一位候選人都是一屁股粑粑。各位選手之間也激烈的互相抹黑，甚至各種罵髒話、起外號。罵得比美帝要刺激多了。

3、尹錫悅的當選，對韓國、對地區是一件大事，同時，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時代象徵的事，甚至和熊大熊二打仗的意義不相上下。我是這麼認識的：如果說，熊大和熊二打仗，徹底宣布了過去某種國際秩序的終結。那麼，象尹錫悅這樣的「保守主義+右翼」政客在世界各國不斷上台和掌權，則更具有普遍意義。川普、小澤以及各類右翼勢力處於上升太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粹盛行。

4、更為有意思的是，這些右翼，都是演員。我當然不是說，他們都曾經當過演員。而是說：這些政客，都把政治當作表演。他們都深諳網絡時代的民意製造、投餵。比以前那些迎合、順從民意的政治家，又往前走了一步。完全沉浸在表演中，民意想看什麼、他就演什麼。反過來，他又通過表演，進一步吸引觀眾。比如此次尹錫悅，公然提出「反女權」、「反提高工人待遇」，根本不是胡言亂語，你們可以和川普的「反移民」等口號相比。這背後，看似極端，實則都是精明的算計。但真正意義上的那種嚴謹的、長期的、複雜的政治行為，被庸俗化了。

還有，多講一句對他個人的一個描述。尹錫悅這個人，相當於從蕪湖市鏡湖區檢察院一名普通檢察官，最後成了張軍。20多年，從副科級到副國級。這種表演水平、智商和情商絕非常人。而且他主抓的，都是名氣很大的案件。這一路升遷的過程，反映他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絕對超一流。強烈推薦大家看一部當年的電影（現在來看，簡直象記錄片了）——《王者》。

5、正如我剛才推薦大家看電影一樣，長期以來，我們（大部分中國人）對韓國政治的印象，帶有某種戲劇性——青瓦台魔咒、總統都沒好下場，就是其中一個情節。

（極象陵園的總統府）

但很少有人真的去思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僅僅為了報復？那其它國家怎麼沒有？還有，為什麼韓國的總統任期只有一屆？這不是擺明了沒有長期性和計劃性麼？這就要追溯到當代韓國成立的歷史邏輯了——這個國家，是在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成立的，這一點，和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不一樣（東西德有點類似，但西德有廣袤的後方）。

6、在這種極端對立、高度緊張、隨時都有滅國風險的情況下，其政治架構肯定偏極端。而且，北方的巨大風險，使韓國的所有政治家，都以某種「反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正確。同樣的，財閥的出現就是一種歷史必然了。當進入21世紀後，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也仍然帶有這種路徑依賴性，使之的很多政治改革既不徹底，也不文明。文在寅就是再能耐，也不可能在五年內做出什麼巨大變革。同時，他也需要大量的官僚，而這些官僚在炒房、世襲權力方面，並不是跟他一樣的人。所以引發了巨大的民意反噬。

7、說到這，就要說一說這一批人了。其實，從盧總統到文在寅，甚至到尹錫悅，早期都是青年才俊，都熱血的投入到各種青年運動中。但隨着時間流逝，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的戰友（更多的是他們的親自、親屬），從斗惡龍的少年變成了惡龍本身。今天的韓國青年突然發現，這些曾經的偶像所做的一切，其實是讓這種貧富差距合理化、階層鴻溝固定化、人群區別結構化！於是，女拳反倒成了某種出口。這其實就是我昨天講的，男女差別不是人與人的鬥爭，而是階級與生產力、生產關係的原因。但在韓國，被資本主義非常巧妙的轉移了視線和矛盾。

8、中文互聯網最大的兩大推論，一是隨着尹錫悅這位號稱「總統殺手」的前檢（好）察（演）官（員）上任，文在寅入獄的時鐘也開始滴答作響。二是尹錫悅明顯是親美反中的代表，剛當選就接了老拜的電話，而且在記者會上講，不方便跟大家說剛才的電話講了什麼。

這一點，我不敢仔細預測。有這麼兩點粗淺的想法。

一是文在寅本人很難找出什麼毛病，而且他特赦了朴謹慧。現代韓國，應該結束這種政治輪迴，打造一種政治規矩出來。當然，親信和親屬，搞幾個大的，是可以的。也符合尹錫悅在這部電影中的人設。

二是這次同樣的選舉反轉（跟川普和拜登的過程很像），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有什麼手腳或者又是美國的大棋。但從目前看，美國的布局是贏了（這一點，不展開寫了）。布林肯這小子的水平，的確蠻高的。後面的戲，其實是能猜出來的——製造、誇大北方的威脅，既營造內部緊張感和團結感、又進一步深化韓美和韓日合作。而這種製造，又肯定刺激北方，加劇緊張。就象拜登和西方不停講熊大危險，最後，就真出事了。當然，小金和熊二又不一樣。但多些事端，是肯定的。

總之，世界的秩序正在重建。各大國也在積極應對。輿論的製造和利用，是一門大學問。民意和民粹的動員，是一種歷史必然。預言的自動實現，是一個可怕的規律。這才是我們能生活在中國，最大的幸運。這句話，可能你們不明白什麼意思，但我也實在不能把我的意思寫出來。

這樣吧，再轉載一篇對韓國政治表象進行深層分析的文章。由於原文既長又很枯燥和理論化。我作了一些刪減。原文由知名韓國研究學者葛小輝寫就，發表於《國際論壇》雜誌。

韓國政治的結構性問題

1、導言

韓國政治亂象層出不窮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呢？

法國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三種時段與三個層次的分析路徑。著名文章《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明確提出，社會時間可以劃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三種時段，與其相對應的是「結構」（structure）、「局勢」（conjuncture）和「事件」（event）三個層次。

結構，是指長期不變或者變化極慢的，但在歷史上起經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

局勢，是指在較短時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內起伏興衰、形成周期和節奏的一些對歷史起重要作用的現象，如人口增長、物價升降、生產增減、工資變化等；

事件，是指一些突發的事變，如動亂、條約、地震等。

根據韓國現代史基本軌跡，再結合韓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結構、局勢和事件的區分，我認為：

在結構層面上，韓國面臨雙重分裂結構的制約，第一重是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第二重是韓國國內的分裂，後者又包括地域對立和意識形態對立等多個維度的對立。

在局勢層面上，韓國則至少面臨兩種「體制」的制約，即政治上「87體制」和經濟社會上的「97體制」。

2、制約當代韓國政治的「結構」和「局勢」

（一）「結構」：雙重分裂結構

1. 朝鮮半島上的南北分裂

二戰之後朝鮮半島分裂，其後又受到冷戰時期陣營對立的影響而不斷強化。南北雙方採取不同的社會理念和制度，這種分裂結構就像「原罪」一樣，對南北雙方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過去幾十年韓國政治與朝鮮政治密切相關，宛如同處一個棋局裡，彼此制約、相互影響，是一種「敵對性的共生關係」。在這種「分斷體制」下，南北雙方社會內部幾乎不可能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冷戰時期，這種分裂和對立態勢，從結構上極大地加深了韓國在安全、外交、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對美國的全方位依賴。

南北雙方的對立極大地限制了韓國社會內部所可能存在的思想譜系的範圍，具體來說，就是限制了左翼思想的生存和發展。整個冷戰時期，「反communism」都是韓國的最高國家目標，在經濟上也逐漸採取以大企業尤其是財閥企業為重心的增長策略，造成了保守勢力事實上的政治獨裁和保守大聯合現象。甚至在今天，從冷戰時代延續下來的《國家保安法》仍極大地限制着秉持勞工立場的左翼力量的活動和發展，左翼對右翼難以形成有效牽制，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可用的政策選項受到較大限制，尤其是對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未能進行有力的制衡，使韓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階層固化的趨勢難以扭轉。

2. 韓國國內的多重分裂

朝鮮半島上存在着南北分裂結構，韓國國內則存在着多重分裂結構，最重要的就是「地域對立」和「理念對立」。「地域主義」即嶺南地區和湖南地區的矛盾。

不論原因如何，重要的是在嶺南和湖南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自覺的對立意識結構。儘管有痛心疾首的呼籲，在選舉中利用地域情緒的陋習卻一直延續下來，也因此催生了現代韓國政治中的「地域主義投票行為」（regional voting），即「選民在做投票選擇時，根據候選人的出身地區、候選人所屬政黨領導人的出身地區或者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候選人所屬政黨所代表/象徵的地區，來進行投票的現象」，其結果就是特定地區會把幾乎所有選票都投給特定的候選人或政黨。有學者甚至將其稱為「地方割據式政治結構」。

近年來受「理念上的保守化」傾向影響，地域對立與下文即將論及的「理念對立」結合起來了。

韓國社會廣泛存在的「理念對立」或「理念衝突」（ideological conflicts），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之間的對立，這是分裂韓國社會的另一個複雜問題。

前不久，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委託韓國蓋洛普民調研究所（Gallup Korea）進行的「2019年韓國人意識與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多達91.8％的韓國人認為「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矛盾很大」，高居韓國社會各種矛盾之首。

那麼，在韓國的語境裡，「進步」和「保守」確切而言是指什麼呢？

實際上是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對「進步」和「保守」進行一以貫之的區分的。因為，在勞工問題上持進步立場的人，在女權或同性戀問題上卻有可能持保守立場；反過來，在女權或同性戀問題上持進步立場者，在經濟政策上卻有可能非常保守。但是，很多韓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在韓國區分「進步」和「保守」的最重要的標準就在於——對朝鮮的態度。「如果對朝鮮持批判立場，且反對陽光政策的話，就是保守主義者；如果對朝鮮持溫和態度，且支持陽光政策的話，就是進步主義者。」

而隨着中國國力的逐漸上升和在東北亞地區影響力的不斷增加，對中國的態度也正在成為進步和保守之間又一個重要的分歧領域。在韓美關係中是追求更大的自主空間，還是進一步強化韓美同盟？在南北關係中是自主強化半島當事雙方的關係，還是繼續維持冷戰思維？要採取何種方式統一？對朝鮮的援助是否要以朝鮮的態度變化為前提？如何處理南北關係和韓美關係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韓中關係和韓朝關係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韓中關係和韓美關係之間的關係？

立場不同的民間社會組織之間的對立也十分嚴重，進步組織和保守組織往往在同一個地方舉行針鋒相對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甚至發生肢體衝突。對方幾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外國人看了可能都會感到驚異這竟然是同一個國家的人。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理念對立不僅成了存在於韓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全面對立，而且還日常化了。

（二）「局勢」：兩種「體制」

除了受到上述雙重分裂結構的影響外，韓國政治還在政治和經濟社會領域受到兩種「體制」所形成的複雜局勢的制約，即韓國政治學者經常論及的政治上的「87年體制」和經濟社會上的「97年體制」。

1. 「87年體制」

大韓民國自1948年8月成立，到1987年10月通過憲法修正案宣布實行總統直選制，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前後共經歷了9次修憲，每部憲法的平均壽命不到4.5年，而且有幾次幾乎是重新制定憲法。

之所以把形成於1987年的憲政體制歸為「局勢」類而非「結構」類因素，也是因為在韓國現代政治史上修憲過於頻繁，憲政體制缺乏「結構」類因素所需具備的足夠的持久性和穩定性。

有關1987年憲政體制的問題，比如國家權力結構、政府形態、總統和其他重要職位的選拔方式與任期等等，學界有着廣泛且深入的討論，此處不再贅述。但有兩點需要重點注意。

首先是所謂「帝王式總統」的問題。即研究者們經常論及總統權力過大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三權分立未能像書中理論所說那樣正常運轉、彼此之間形成有效制衡的問題等，它們被認為是造成總統或其家屬、親信貪污腐敗的最大誘因。但是，根本問題似乎並非在此，因為韓國究竟需要一位強勢的還是弱勢的總統，並非一個簡單問題。韓國政治長期處於價值與現實相互矛盾的兩難境地之中，任何抉擇都將是痛苦和無奈的。

其次是總統任期五年、不能連任的問題。從對韓國政治形成的負面制約來看，現存「87年體制」的最大問題也許就在於這個「五年單任制」，這也是目前韓國政界與學界有關修憲討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與所要解決之問題的多樣性、複雜性和長期性相比，五年的時間實在過於短暫。在這種時間節奏的限制下，任何一位領導人都無法進行長期、整體的布局，無法持續、有力地推進各項改革，而且五年過後如果理念相反的政治勢力上台執政的話，很可能會出現「人走政息」乃至推倒重來的結局。

2. 「97年體制」

1997年的金融危機是韓國社會的一大轉折點。為民主化鬥爭了幾十年的金大中在這一年底當選為總統。金大中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系統、徹底推進，被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首爾的代理人」。

新自由主義對於國家通過稅收和福利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的做法持否定態度，試圖儘可能地縮減國家的角色，而把市場自由發揮到極致，有着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傾向。在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政策中，勞動力市場改革所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大量的非正式工或者說非在編人員因收入低而成為貧困階層，在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9年韓國人意識和價值觀調查」中，緊跟第一大矛盾即「進步和保守之間的矛盾」之後的，便是「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間的矛盾」，認為這一矛盾很嚴重的韓國人多達85.3％，同時，有90.6％的韓國人認為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很嚴重。

在1997年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組成部分里，還有一項對社會流動和社會平等有着深遠影響的改革，即教育改革。2001年前後，韓國教育部推出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改革措施，比如設立示範性的「自立型私立學校」（類似於私立貴族高中），推行「大學修學能力試驗」（即大學入學考試）的二元化等。教育機會分為公共教育和影子教育。在韓國，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主要源自影子教育，而不是公共教育。

根據韓國統計廳於2016年12月發布的《韓國的社會動向2016》報告，高達62.2％的人認為即使一輩子不停地努力也無法改變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而1994年時這一比例只有5.3％。

過去20年尤其是最近這些年，對於階層向上流動可能性的悲觀論調實際上敲響了警鐘，警告人們現在不只是存在貧富差距，而是貧富差距正在固定下來。「97年體制」，本質上就是把無限競爭、適者生存和弱肉強食等邏輯固化、結構化的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擁有財富、地位和權力的人對不如自己的人極盡鄙視之能事，而弱者則因此感受到強烈的侮辱，韓國人心態上的這種雙重結構在過去20年裡變得日益穩固。

實際上，2016年的「親信干政」事件之所以引發韓國民眾大規模的、持續的示威，並不單純是因為總統濫用職權的問題。「親信干政」只是一個導火索，其背後是崔順實女兒「遇到有錢的父母也是一種實力」那句話所集中體現出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是普通韓國人對「97年體制」所形成的貧富差距、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現象的不滿和憤怒。

3、「結構-行為體」辯證法與「善終」問題

結構（structure）和行為體（agent）的關係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經典命題。在韓國政治中，結構和行為體之間的關係同樣錯綜複雜。為了理清思路，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韓國總統無一善終」這一原初的命題上，從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入手，識別出貪腐問題和執政效能問題兩個層面，來進行探討。

首先是貪腐問題。除了晚年流亡夏威夷的李承晚和被下屬槍殺的朴正熙——這兩位的遭遇都跟韓國社會的民主化運動密切相關——外，全斗煥之後幾乎所有陷入政治困境的總統都直接或間接地與貪腐問題相關。但如果更進一步仔細分辨的話，就可以看到，雖然全斗煥、盧泰愚、李明博和朴槿惠均直接涉嫌政經勾結和貪腐問題，但金泳三、金大中和盧武鉉卻屬於本人清廉、但受到親屬或親信貪腐問題牽連的情況。雖然盧武鉉選擇自殺以證清白，由此落得無法「善終」，但金泳三和金大中應該可以說是得以「善終」了的。人們可以責備他們「子不教，父之過」，責備他們對下屬管教不到位，但他們本身並未陷入貪腐問題。現任總統文在寅同樣屬於清廉的一類，對其家人的管教也較嚴格，至少目前如此。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似乎仍難以找到可以攻擊他的弱點。

也就是說，雖然在「87年體制」下總統所擁有的過大權力給政經勾結和貪污腐敗提供了結構性的誘因，但就像李在明指出的那樣，它並不必然導致「帝王式總統」的出現，也不必然導致貪腐問題的發生。在這個問題上，結構並非決定性因素，行為體的選擇才是關鍵。也就是說，歸根結底，它主要取決於領導人個人的操守和選擇。現代政治學追求所謂的科學化，力求將政治與道德問題分離開來。但是，對於政治精英來說，節制才是最好的自我保護方法。

其次是執政效能問題。「97年體制」下的韓國社會現狀給政治精英提出的挑戰是極為嚴峻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但現實環境卻無一不在阻礙問題的解決。韓國政治運行失序、財閥壟斷等問題根深蒂固、盤根錯節，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硬骨頭，克服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周期也並非易事。除此之外，還有三個更嚴峻的問題。

第一，政策選項有限。為了解決目前韓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危機，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進行深刻反思和糾偏。冷戰結束時曾高唱「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開始自我反思，認為始自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的一系列強調「不受限制的市場的好處（the benefits of unregulated markets）」的思想和主張在許多方面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他甚至因此呼籲「社會主義理應回歸」。但正如前文所說，在朝鮮半島分裂結構的限制下，韓國國內思想譜系所受的意識形態限制比較明顯，這使得其他替代方案或者可以提供有益參考的思路從根源上就被封鎖起來了。而且，地域主義的存在也阻礙了出身地區不同但經濟社會地位相似的群體之間的聯合和組織化，比如，嶺南地區因其發達的重化工業而有着更多的普通勞工，但地域主義的存在卻使得進步勢力在這一地區難以獲得有力支持。

第二，「偏好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上文論及韓國國內的兩種分裂結構，即地域主義和理念衝突。在當前的韓國政治中，這兩者尤其是後者，是主要政党進行「偏好動員」的利器，也就是主要政黨為了掩蓋其他更重要的社會矛盾而有意突出特定矛盾、藉以動員選民的一個抓手。在政黨，尤其是媒體的鼓動下，一般大眾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為了反對而反對」，對所支持的領導人和政黨的過錯視而不見，對所反對的領導人和政黨的成果吹毛求疵，理念衝突掩蓋了問題的本質，推遲了問題的解決，反而使本應踐行調節衝突責任的政治充滿了強烈的報復性。而這一切，都在多黨競爭和選舉政治機制的作用下被不斷再生產。

第三，國家自主性有限。歷史上在南北分裂結構下逐漸形成的對財閥企業的經濟依賴和對美國的各方面依賴，也從根本上限制了韓國政治領導人的騰挪空間。當今全球化洪流滾滾，而且還有選票政治機制下積極參與輿論塑造的媒體和不斷進行的民意調查所反映出的變化如流水的民意所形成的近在眼前的選舉壓力，更是積重難返。

上述這幾個問題共同導致了民主化之後韓國政府執政效能相對低下的情況。無論是誰上台，都不容易取得有意義的突破，支持率必然是朝下走的。

目前而言，制約韓國政治的諸多「結構」性因素和「局勢」性因素在可見的時期里是難以改變的。唯有「87年體制」下的憲政體制有希望通過修憲來改變。如能改變，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韓國政治的困境。但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效果會有多大，不能不存疑。

如果你真的堅持看完了全文，我再送你們一部好看的韓劇吧。政治驚悚題材，高分高能，最重要的是，結局陽光。是啊，這世界，太黑暗了，太需要陽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