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我幾乎把上班要用的一整個精力，全部消磨在了路上。」

張歌的早晨總是輾轉於共享單車、公交、地鐵與人行道間——這樣的通勤方案是反覆權衡後的最佳路徑，更準確地講，「只是在壞選擇和更壞的選擇中，選擇一個自己能夠接受的」。

和她一樣同行在超長通勤路上的，在中國，還有超過1400萬的打工人[1]。

作為居住場所與工作場所之間的聯結方式，通勤承載着物理移動的功能，以此維持人們平日生活與工作的正常運轉。然而，「通勤悖論」由此出現——加速物理位移本該是通勤行為的主要目的，但城市空間分配和生產秩序卻導致通勤耗時正在不斷膨脹[2]。

隨着哐當哐當的車廂起伏飄蕩，人們被播撒到城市各處，也仿佛進入到某種「漂浮狀態」之中——通勤成為一種極富意味的情境，人們在相對靜止的同時不停運動。此時，封閉車廂內的時間變得凝滯、厚重而不透明，人們只得通過一些「踩水」的努力試圖不為被動感與無意義感所淹沒[3]。

通勤，不僅僅是資本邏輯中扁平的兩點一線，更是從時空、身心與社交等多重維度重塑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超長通勤，對於打工人究竟意味着什麼？

五點半起床，趕六點的公交，一般得等個兩趟，才堪堪擠進。之後轉向地下，歷經昌平線轉十三號線，十三號線轉十號線，十號線轉七號線。鑽出地面後，又匆匆步行十分鐘，終於踩在九點前打上了卡。

受訪者黃茹通勤路線截圖

其真實通勤時間常常因為等待和擁擠超出地圖的預期

從昌平新校區，到朝陽百子灣，黃茹橫跨了北京的東北與西南的對角線，每日往返近六個小時。兩個月的暑期實習，甲溝炎犯了又好，腳底的水泡起了又破，小腿肌肉越發突出。從打着哈欠來上班到日益習慣這份疲憊，她感受到，夏天過去，自己好像成為「大人」了。

「偶爾，我媽想跟我打電話的時候，我都會跟她說我還在路上，然後這個時候就會有點委屈。但是其它時候還是比較平緩的，沒有太多的情緒。」

《2022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1]的系列數據顯示，全國超過1400萬人承受極端通勤，60分鐘以上通勤比重13%，超7成城市極端通勤人口比重增加，北京30%通勤者單程超過60分鐘，是全國極端通勤人口最多的城市。與此同時，全國城市普遍存在職住分離現象，70%城市職住分離程度增加。其中，受到居住成本與社區環境影響，青年人群更多居住在城區外圍。北京市、上海市15公里圈層外青年居住占比為72%，深圳最高為79%。

由此可以看出，超長通勤，正在重塑人的生活節奏，勾勒新的城市邊界。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人們不得不忍受這樣的超長通勤？

據《中國都市圈極限通勤研究》[4]，通勤距離與城市經濟能級和發展形態高度相關。經濟能級越大的城市，通勤人群的通勤距離越長；而在經濟能級相同的情況下，單中心城市形態的通勤時間相對較長，多中心城市形態的通勤狀態則有所改善。

在人類遷徙到城市的故事裡，有一些章節是用有序的腳本寫出來的：就在40年前，80%的中國人還住在農村；如今，60%的中國人都遷往城市，家庭和工作場所由玻璃、水泥和鋼鐵所建造，周圍鋪設了筆直寬闊的瀝青公路——這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事件[5]。而城市形態則是產業發展和人口集聚相互作用的結果：與西方城市的人口和就業郊區分散化相比，我國城市居住郊區化遠遠快於就業的郊區化，新增住房更多分布在外圍地區，而就業機會卻聚集在中心區，這進一步加劇了職住分離現象，也導致了海量人口從周邊集中流向城市核心區時的致命擁堵[4]。

作為單中心形態的超級城市，首都北京可以稱得上是「通勤距離之王」——在居民平均通勤距離、超長通勤人群通勤距離分界點和超長通勤人群平均通勤距離三個指標中，北京分別以11千米、21.8千米和31.4千米，位居全國之首。更有「睡在燕郊，夢在北京」的跨省上班族，每天往返超過60千米，相當於用兩年時間便可繞地球一圈[4]。

除卻城市本身的屬性以及在此之下個人對居住成本和出行成本的考量之外，公共交通系統的換乘便捷度和「最後一公里」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通勤體驗。

「換乘的心理壓力特別大，每一段都特別『肝』，兩趟內擠不上去就要擔心遲到。我也不太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只能一直反覆看反覆確認地圖導航……而且北京有好幾個地鐵站設計得都不是很合理，比如磁器口、朝陽門和西直門，站內的換乘特別遠，每次都要暴走很久。」對於需要頻繁換乘的黃茹而言，通勤並不是上班前最後的放鬆，而是一場時刻緊繃的戰鬥。與此相呼應的，《2022年Q2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6]顯示，城市公共交通平均換乘係數和公共交通平均步行距離同比均有增加。

據《2022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運營地鐵城市中800米軌道覆蓋通勤比重總體平均水平是17%[1]。因此，絕大多數人都不得不自行解決從居住地到軌道交通的「最後一公里」問題。《2022年度中國主要城市共享單車騎行報告》[7]顯示，77%的軌道站點已在100米內有共享單車服務。然而，有是一回事，能夠成為被共享單車眷顧的「幸運兒」又是另一回事。

張歌常常因為坎坷的尋車經歷而心情鬱結。在經受早高峰的洗禮之後，門口很少有共享單車，只得一路疾走；即使途中眼尖找到一輛，卻發現二維碼有破損掃不了；繼續尋覓，掃碼，又顯示車壞了；終於有一輛能掃出來的，騎上去之後，卻發現它鏈條有問題——報修吧，還要拍照詳述，費時費力；不報修吧，就得白白浪費1.5元。

「通勤的過程是一個很雜糅的過程，需要你一直不停的奔波，所以就很累。」張歌嘆息道。

在現代交通技術的進步中，移動的身體被解放出來。一方面，可攜帶的媒體趁機而入，成為解除感官控制、轉移注意力、逃離移動空間的重要方式[8]。另一方面，交通工具分割下的碎片化時間被賦予新的價值[9]，「耳朵經濟」「時間管理」的概念孕育而出。《2021播客聽眾調研報告》指出，通勤成為播客的第一收聽場景，占比61.9%。

梳理豆瓣話題「通勤路上積少成多做成的事」下的142篇相關發帖，我們發現，當通勤者有意識地利用這段時間時，閱讀成為最常做的事，占比23.57%，緊隨其後的是播客和學語言，分別占比13.57%和11.43%。

但這只是最理想的情況。大量超長通勤者面臨的是這樣一種令人沮喪的窘境——通勤時間裡，什麼事也做不成。

「每天3個小時花在路上，當然不想眼睜睜看着時間被浪費啊」，在最開始的時候，張歌嘗試利用通勤時間提升自我，「始終有一股焦慮感逼迫我干點什麼有意義的事——剛開始是讀書，一旦能搶到座的話我會開始讀學習需要的文獻，後來換成了在播客聽新聞或者在音頻軟件上聽書」。

身體對周遭環境表現出了最真實的反應。在移動、擁擠並且吵鬧的地鐵中，僅僅讀了幾頁之後，張歌開始頭暈腦脹，眼睛難以一直盯着書本或屏幕上很小的字。換成播客之後，情況並沒有好轉，「最崩潰的是，隔幾分鐘就會有超大的播音提醒你前方到站，於是主播的聲音會被強行切斷幾十秒，那時候心裡非常煩躁，聽了全程卻感覺自己什麼也沒聽」。

「光榮」地成為了一名耳鳴患者之後，張歌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之談——在地鐵上任何嘗試學習，或者什麼自我提升行為，會對你的眼睛和耳朵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一點也在逐漸成為共識，「坐地鐵公交長時間戴耳機或損傷聽力」一度登上熱搜。據央視新聞報道，如果長時間處在噪音環境下，比如在地鐵上地鐵不自覺地調大耳機音量，超過可承受的範圍會對耳朵里毛細胞造成損傷，且這種損傷是不可逆的。

除了趕緊到達目的地，黃茹無暇考慮其他。「那時候狀態應該是漫無目的，腦子裡不想去想任何事情。」通勤占據了黃茹每天時間的四分之一，而在這六小時裡，光是應付通勤這一件事，就已經使她感到疲憊不堪，「這麼久的通勤，我的身心都很疲憊。總是聽到雞湯說要怎麼利用通勤時間，但我的注意力都在，我什麼時候能到。如果我沉浸在閱讀的世界裡，就可能坐過站。聽播客的話，手機電量會下降得很快，但我還要時刻打開看一下地圖。」

像脫口秀演員何廣智那樣，在地鐵上盤算「這個位置我能坐嗎」，也是很多超長通勤者的辛酸日常。張歌有自己的地鐵生存策略，她會花更長的時間走到人少的閘門口，第一時間衝進去。黃茹時刻注意着附近哪裡有座位，「哪個人有要起來的動作，我要不要去他對面，我怎麼樣能去到一個角落或者是更寬闊的地方？還有我的包，為什麼一直有人在頂。」

豆瓣話題「通勤時間對人對影響有多大」下的相關回答，也細數了人類在移動交通中足夠細密的糟糕體驗，時間的浪費、精力的消磨以及生活質量的下降，成為了通勤痛苦的主要來源。「非常矛盾，一方面覺得浪費了大量時間，但另一方面確實利用不了這個時間」。事情的真相令人沮喪——在移動的交通工具里，在擁擠的人群和噪聲包裹下，人幾乎無法專心做任何事，除了專心地虛度時間。

無用的通勤時間也存在被二次利用的情況，卻以一種更糟糕的情況——通勤之路演變成「移動辦公室」。

研究者王昀和張逸凡指出：「透過移動設備使用，勞動者仍能保持與工作以及組織之間的有效聯繫，從而令這一原本『不重要的』的『暫時性地點』轉化為現代勞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以記者為對象，他們研究了通勤情境中的新聞從業者及其生產實踐。研究表明，18.2%的受訪者存在逾1小時的超長通勤時長，從業者普遍以在線方式保持着時刻準備的工作狀態。譬如，乘坐地鐵時瀏覽在線內容或進行網上交流的比例達到98.1%、96.2%，同時，這種永久聯結情形已經形成深刻的心理狀態：6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產生對移動設備使用的警覺心理，令自身保持恆常在線[2]。

即刻的聯結，隨時隨地on call，促使私人路途不再游離於工作空間以外，而是被嵌入組織規範要求的秩序當中，令超長通勤者捲入持續無邊界的在線工作之中。實習的那段時間，黃茹幾乎每天下班路上，都需要應付領導拋來的工作，「我抱着一個20%電量的電腦，在接到老闆消息的時候隨便找個地鐵站下去，在地鐵裡面找一個有坐的地方，然後打開電腦，連上我的手機熱點，開始趕修改資料。」

在通勤路上處理工作，崩潰時刻常常降臨。在雲南工作的胡沉對此已經習慣：「電腦性能沒那麼好，在路上又沒法充電，有一次在做視頻，沒來得及保存，電腦就崩潰了，藍屏，然後，我做的所有東西都白做了。」

身體的位移已經結束，打工人的靈魂卻仍在飄蕩。

Kiron Chatterjee等研究者曾構建起通勤和主觀幸福感（SWB）間的關係模型[10]——模型顯示，通勤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僅局限於通勤過程中，更會以一種「外溢」的姿態繼續侵擾我們的生活，最終影響到人們的整體主觀幸福感。

這種外溢性影響，首先從逐漸被壓垮的身體開始。研究顯示，超長的通勤時間會顯著降低居民自評健康、減少居民睡眠時間，增加居民感覺身體不適的可能性[11]。

為了奪回那些被通勤擠占的時光，丁潔陷入了報復性熬夜的漩渦之中——「經常刷手機刷到一兩點，但第二天早上七點又必須起床，「每天不到六個小時的睡眠讓丁潔感到極其疲憊，「白天經常打瞌睡，做起事來力不從心。」

類似的睡眠匱乏也將胡沉的身體引向了危險的境地：「我身體本來就不是很好，每次睡不夠的時候，就會出現頭暈或者心臟疼痛之類的症狀。」一旦遇到加班，情況則會變得更糟。身體上綿延的不適感讓胡沉不禁發問：「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種痛苦？」

除了對身體的折磨之外，超長通勤對人們心理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研究顯示，通勤時間的長度和通勤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地鐵公交上的擁擠、喧囂，再加上難以忍受的時長，使得人們極易產生一種不平衡的心理和對社會的不滿情緒[12]。

「很痛苦，」張歌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哪怕她對這份工作本身曾滿懷激情，「明明和其他同事做着同樣分量的工作，但他們住得近，所以不用被超長通勤所折磨，就覺得憑什麼我這麼辛苦，以及，天吶，我為什麼要上這個班？』」

通勤的外溢性影響也不僅僅指向獨立的個體，更像是扔進湖面里的石子，暗暗波及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網絡。

長達三四小時的每日通勤榨乾了丁潔和林聰平日裡的精力，以至於二人不得不放棄一些「正常」的情侶休閒活動——比如下班後一起逛逛超市，或是去公園遛彎散步。「每天到家後唯一的念想就是躺着不動，」兩人沒有力氣出門，也沒有力氣說話，只得沉默相對着，各自低頭刷着手機，「很畸形，和我想象的情侶生活完全不一樣。」

在獨自度過了許多個平淡的周末之後，何羽才對通勤的外溢性影響後知後覺：「之前我周末會去打排球，去逛公園，去找朋友玩。但工作之後就會覺得，我來來回回坐車都花那麼多時間了，已經沒有精力去干其他的事了。直到這時候我才反應過來，原來通勤對我的影響在這裡——它在壓榨我的生活。更可怕的是，時間久了，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困在通勤里的人，何去何從？

多數人選擇了忍耐與繼續。《2021職場人居住與通勤報告》[13]顯示，僅有36.93%的職場人會因超長通勤而辭職，剩下的63.07%都選擇了繼續延續這種工作和通勤狀態。此外，從代際的角度來看，職場人的年齡越小，對通勤時長的忍受度反而越高。80後職場人中，不會因通勤時間而選擇辭職的人占比為54.6%，95前這一占比為66.18%，而95後則上升至69.7%。

「離家近、事少、錢多，你的工作在這三樣里能占一兩樣也就差不多了，」在李河看來，每日三小時的通勤雖然辛苦，但當下的這份工作所帶來的收益卻更為重要，「它至少是對口的，而且薪水很可觀。」所以在利弊權衡之後，李河得出結論，一切都還處於自己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也有人試圖在工作地與居住地的選擇間取得一種平衡，平衡背後的代價則是金錢。通過基於2011-2017年北京市地鐵刷卡數據進行的職住動態關係研究，研究者發現了北京居民通勤的「45分鐘定律」[14]——若地鐵內通勤時間小於45分鐘，居民傾向於延長通勤時間進而獲取更好的就業機會或者居住環境；若地鐵內通勤時間大於45分鐘，即超過了可忍受通勤時間的閾值，居民搬遷職住地時會以縮短通勤時間為目標之一。

曾經暗暗發誓再也不忍受超長通勤的黃茹，在正式工作之後，終於如其所願，搬到了公司附近的住處，嚴格將通勤時間控制在20分鐘之內，「每天騎一個小電動車就可以去上班了。」

倘若實在無法忍受，「逃離」便是最後的辦法。

對於這些人來說，逃離不是無奈撤退，它更像是基於生活感悟與價值衡量的理性選擇。超長通勤就像是一場「教訓」，用巨大的斥力把人們推向一個主觀滿意度更高的生活狀態。

丁潔和林聰選擇離開北方，去一個壓力不那麼大的城市。下班後能很快回到家，林聰做飯，丁潔洗碗，然後再牽着狗狗出去散散步：「不為其他的，我們只是想把日子過得更有煙火氣，把日子過得更像日子一點。」

（文中張歌、黃茹、胡沉、丁潔、林聰、何羽、李河均為化名）

數據：葛書潤 張瑞 余婉遙 申屠泥 王帆 陳舒睿

採訪：陳舒睿 賈亞欣 王帆

可視化：張瑞 申屠泥

文案：余婉遙 王帆 賈亞欣

美編：張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