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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市民王八蛋 sAy 猿身 百無一用 蔚明

編輯/CCll y a

排版/亦源綠茶瑪奇朵

關照自己不是自我縱容,而是自我保護,這是政治鬥爭的行為。
Audre Lorde

本文獻給每一位在關注或參與社會事件與政治運動中感到憤怒、自責、無力、抑鬱與倦怠的朋友。

與一次性自然災害造成的應激問題不同,除非真正發生變革,社會問題會長久伴隨着我們,它們所引發的負面情緒和壓力往往也將長久存在。當前,涉及到社會運動,人們的關注往往投向「宏觀」議題而較少關注社會議題引發的情緒和壓力問題。相比於運動本身的持續性,運動中的個人可持續性是一個鮮少被提及的話題,但它對於參與者是不可或缺的。因為社會的變革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帶來的。沒有人,就沒有社會,沒有運動,沒有變革。
在運動中和運動的間歇保持自我的可持續性既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活力,也是為了支持我們的夥伴。當身邊的人越來越多出現自責、「政治性抑鬱」、倦怠與耗竭時,本文試圖提供除了自我消化與退出公共生活外的其他選擇。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將引入療愈正義 (Healing Justice) 的理念,描述超越個體化的復元 (Recovery) ,並解釋為什麼好的醫療保健應該包含公共性和社會承諾。
在第二部分,我們將探討壓力、憤怒、同情心疲勞和自責等現象,指出情緒需要被正視和接納,並重新討論「政治性抑鬱」。
在第三部分,我們將介紹從個人和社群層面的應對壓力和負面情緒的可操作技巧並提供工具包。

超越自我恢復:個人、社會與政治的復元——療愈正義

自我照顧的實踐邀請實踐者熟練掌握當下自我安慰的方法,而療愈正義是一種實踐,它召喚人們暫停更長時間,停留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上,以了解一個人的思想、情緒和行為模式與內部和環境原因有關的性質和起源。

(Pyles, 2018)

精神健康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型
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影響着人們的健康。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social determinants) 指出,人們不同的出身、生活和工作背景讓他們可使用的衛生系統並不相同,且受到經濟、社會、環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響。
系統性、交叉性和社會性的健康不平等造成了醫療資源依照社會經濟地位梯度分布的局面,令弱勢群體承擔較高身體和精神健康風險的同時缺乏獲取醫療資源的途徑。因此,健康不平等也需要通過社會手段改變。
文獻指出,政治性抑鬱和集體創傷往往是由生活在有害的制度和不公正的環境產生的情感衝擊造成的 (Hirschberger, 2018; Shulman, 2008)。例如,從解放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遭遇邊緣化、貧困、目睹不公與暴力可能造成無力感,並激起戰鬥、逃跑或凍住的應激反應 (Shulman, 2008)。事實上,在「大腦對經濟不平等的反應模式」的研究中發現,「親社會」的人比「個人主義者」對於間接不利於ta們的不平等狀況更加不安,而這與較高的抑鬱症發病率相關 (Tanaka et al., 2017)。
然而,在如今,當人們面臨健康,尤其是情緒壓力時,常見的解決方案往往來自於自我保健和市場化的健康產業。在全球範圍內,抗抑鬱藥物已經成為消耗量最多的藥物之一。但對於社會症候所導致的心理問題,藥物並不能真正達到療愈——因為造成問題的根源始終存在着。而心理健康服務則往往價格高昂,並不面向大眾;嘗試說服接受者忽視切實存在的社會問題的心理諮詢,也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
人們的情緒解釋權被現代精神病學所壟斷,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被醫療化術語變為了個人身上的心理疾病,責任被轉嫁給個體,強調經濟上難以獲得的自我照料 (self-care),而忽略了社會資源的不均分配以及有毒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關於自我照料的敘事可能掩蓋了沉默和治理的暴力——自我關懷在這種語境下和996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保護自己,以便你能生產更多。具體來說,現在有些公司不改善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不提高員工待遇減少工作時間,而是給員工提供認知行為治療、正念等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這種情況下這些心理干預反而成了合理化高剝削性工作環境的幫凶。

社會決定因素和社會需求:超越個體承受

因此,我們需要嘗試理解心理健康對我們和整個社會的影響,並將個人恢復與群體解放聯繫起來。「療愈正義」(Healing Justice) 的概念最初於2007年由美國亞特蘭大的Kindred Southern Healing Justice Collective提出,旨在建立一種新的非資本且反健全主義(Anti-Ableism)的療愈方式,以應對美國南方有色人種社群中廣泛存在的系統性暴力和代際創傷。它指出建立在白人男性中心主義的現代精神病學往往將個體情感及具身的需求與其所在社群和空間相割離,並因此在缺乏良好公共衛生條件且存在歷史性系統壓迫的南方有色人種社群內遭遇了巨大的問題。相反,療愈正義的框架通過將正義引入心理領域並強調社群聯結的方式令其更具包容性和批判性。它強調通過在個人生命經歷、組織關係和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環境間建立聯繫,同時通過集體療愈理念和活動,對組織和開展行動進行啟發,改變組織內部文化,建立可持續的集體力量 (Pyles, 2018; Shaw et al., 2022)。

圖為療愈正義在非洲女權組織實踐中的集體療愈過程 (Shaw et al., 2022),有興趣推薦閱讀。關注到它受行動者自我可持續小貼士啟發

療愈正義的理念認為學會坦然與個體的情感共處並不是無力軟弱的表現,而「健康」也並非僅有一個定義。相反,我們可以建立一種有結構適應力的集體、關注具體的人,思考我們是否可能擁抱自我、相互關懷,從而使情緒與壓力轉變為在個人和結構上產生積極變革的東西並讓他人避免我們曾遭受過的傷害。

了解壓力、憤怒、自責、創傷、倦怠與耗竭

這一節我們將首先嘗試分析「壓力」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而這對於了解我們的狀態至關重要。隨後,我們將闡釋憤怒和替代性創傷現象為何是人應對外部危機時的自然反應。最後,我們會對政治性抑鬱與自責的現象做簡單的討論,說明泛化的術語和粗暴的社會與運動文化如何讓活動者忽視了自我的情緒感知並感到自責。

示警、抵抗與耗竭
對於負面情緒與壓力的預防和干預,我們要先區分造成它們的外部刺激(危機、對抗、暴力等);個人體驗(壓力、憤怒、焦慮、自責等);以及這些體驗的影響(特別是在抑鬱、倦怠和創傷後壓力方面)。
當外部刺激發生時,一般適應綜合症理論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提供了一個機械模型來理解壓力。壓力通常以三種方式發展:最初的焦慮示警反應 (alarm),試圖應對的抵抗階段 (resistance),以及能量耗盡導致疲勞的耗竭階段(exhaustion)。一開始,緊張和興奮導致腎上腺素分泌增加釋放皮質醇、心率加速,可能導致一種欣快或陶醉,從而使我們集中注意應對、增加能量。這種能量可能導致人們試圖不斷活動而不留時間放鬆。「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 的生理反應就發生在示警反應階段。在「戰鬥或逃跑」反應中,憤怒的情緒促使我們能夠有勇氣去選擇「戰鬥」,而非消極的逃避,讓我們得以繼續前進。
在經歷了壓力事件的最初衝擊後,身體開始自我修復,釋放較少的皮質醇。雖然身體進入了「抵抗階段」,但它仍舊有一段時間處於高度警惕狀態。如果壓力被克服了,身體會繼續自我修復,直到激素水平、心率和血壓達到壓力前狀態。然而,有些壓力情況會持續很長時間。如果壓力源無法被解決,身體仍舊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它最終會適應並學會如何在較高壓力水平下生活。在這個階段,身體會繼續分泌壓力激素,血壓仍舊升高,試圖對抗壓力。如果抵抗階段持續時間太長,沒有休息來抵消壓力的影響,就可能導致耗竭階段的出現。

高度警戒之後有時會出現疲勞、抑鬱、壓力承受力下降等狀態,因為在緊張的感覺結束之後,身體會在某個時間停止分泌腎上腺素。長期與壓力作鬥爭會耗盡身體、情感和精神資源,以至於身體不再有力量對抗壓力,可能導致放棄和絕望情緒。這個階段的身體也會削弱免疫系統,使人易患壓力相關的疾病。這三個階段可能在我們的生活活動中不斷重複,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壓力的跡象和階段、覺察到我們何時接近耗竭的階段並採取適當的措施補充能量。(Cunanan et al., 2018; Selye, 1950)

憤怒
憤怒的功能、性質、情感意義,以及它是否是一種積極情緒始終飽受爭議。當外部環境刺激發生時,作為一種基本情緒,憤怒使得個體通過積極的行為來解決緊急的外部狀況。憤怒可以作為對身體狀況的反應出現,作為免受捕食者攻擊的一種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憤怒也是恐懼的一種可能後果)(Wilkowsky,2010)。有趣的是,一些通常與憤怒有關聯想的情感或動機狀態,如嫉妒、仇恨或對特定目標的追求,並不與憤怒的顯示或主觀體驗伴隨。換而言之,這些與憤怒相聯繫起來的負面的情感與情緒多是文化上建構的(Harrè, 1986)。
正因為憤怒是一種特殊的,被賦予文化意涵的情緒,我們需要正視與憤怒相關的規範性問題。對於抗爭者們而言,發生社會事件的時候他們往往因為對壓迫和社會不公的敏銳認識而感到憤怒。憤怒可能出自於自己或者自己在乎的人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也可能被本應具有同理心的人的冷漠激起。
在社會運動中,憤怒的抗爭者們往往被指責憤怒會有損於抗爭者們實現他們的抗爭目的。我們可以把這樣一種指控分為三種:

(1)抗爭者的憤怒都是被別有用心的人煽動起來的;

(2)憤怒會干擾人的理性,讓抗爭者失去對於當前局勢的清醒判斷,做出錯誤的抉擇。

(3)憤怒的抗爭者會無差別地憎恨壓迫群體內的所有個體,進而疏離原本可能同情抗爭的潛在合作者。

對於這種指控的批判也可以分為三點:
第一種指控拒絕將抗爭者視為一個能獨立運用理性的人,它將一切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矮化為愚昧的,缺乏自主訴求的,將自己拔高為「理性的」、「明察的」。顯然,抗爭者並不缺乏理性能力,他們並不比對抗爭冷嘲熱諷的人更愚昧。而且,從社會運動的視角來看,純粹由於煽動導致的憤怒是不可能長久的。一個群體普遍而持久的憤怒幾乎總是由結構性的不公和持久的相對剝奪感帶來的,即便存在個別「別有用心」之人,也不過是導火索罷了。
第二種指控則錯誤的認為憤怒完全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但瑪莎·努斯鮑姆就在《憤怒與寬恕》一書中指出,憤怒也是具有認識的真理性價值所在的。憤怒是人們認識某些特殊的不公的方式。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一個人發現前面有個人公然插隊,他可能會感到憤怒,但如果他接下來發現插隊的人是個殘疾人,他的憤怒可能就會迅速消散了,因為他知道殘疾人有權優先。所以憤怒是因為人們發現不公正的事情,而且這一不公應該是針對憤怒者或者憤怒者在乎的人。所以憤怒往往是對理性的一種提醒,它提醒人們有些對他們重要的人被不公正的傷害了。因而憤怒往往可以幫助憤怒者和其他注意到憤怒的人意識到社會不公的存在(努斯鮑姆, 2017)。
第三種指責則有些過於片面,憤怒雖然可能會排除潛在的合作者,但是它作為一種情緒紐帶可以增強抗爭者群體內部的凝聚力,很多時候這種凝聚力相比於取得壓迫者群體的同情要有用得多。而且,即便不談合作與團結,憤怒本身也是一種自尊和自重的表達。
還有一種對於「適得其反」質疑的整體性反駁,來自於Amia Srinivasan (2017)。她認為有些事情就其本身來說就是值得憤怒的,而那些「適得其反」論證的支持者則全部把憤怒的價值放到工具性價值上(對於某項宏觀的社會運動有何助益),那麼他們需要論證憑什麼憤怒的工具性價值可以完全壓倒憤怒的內在價值。因而憤怒是對於「值得憤怒的事」的正當的情感回應。而那些對別人正當的情感回應橫加指責或者冷嘲熱諷(事實上,這種方式本身也是一種憤怒和攻擊性的表達)的人才是真正地分裂團結的人。如果以憤怒的工具性價值為理由禁止抗爭者憤怒,Srinivasan認為那會導致一種二階壓迫:那些指責受壓迫者正當的憤怒的人,創造了正當的情感回應和有效的抵抗策略之間虛假的二元對立,使得受壓迫者被迫在正當的情感回應和有效的抵抗策略之間做出兩難選擇 (Srinivasan, 2017)。
事實上還有一種對於抵抗者的憤怒的質疑值得人們的認真對待。努斯鮑姆指出,持久的嚴重的憤怒和仇恨是壓迫性的秩序給受壓迫者帶來的一種道德損害。它可能會讓憤怒者陷入復仇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它也可能影響憤怒者的人格,讓ta們喪失信任和愛別人的能力。她認為復仇並不能帶來正義的結果,它無法給已經造成的損失帶來補償 (Nussbaum, 2020)。因而她在《憤怒與寬恕》中支持一種轉化型的憤怒,即有些憤怒是正當的,但它們最終也應該轉化到對未來的建設上去 (努斯鮑姆, 2017)。但學者阿涅斯·卡拉爾甚至在《憤怒的哲學》一文中指出,不論未來的建設如何,憤怒都有其價值,因為它指向一個過去的事實,即不正義已經發生了。而無論未來如何補償不正義的受害者,都無法磨滅這一事實。憤怒是把握這一事實的方式。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憤怒的情緒中也可能以「軟弱」、「怯懦」去指責那些我們身邊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而帶給ta們壓力和傷害。因此在表達憤怒的同時或許可以使用不那麼具有攻擊性的方式(尤其是對於那些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人),並儘可能鼓勵繼續堅持的熱情和勇氣。

總的來說,憤怒是抗爭者們面對不公的時候正當的情感回應,更是鼓舞人們團結和堅持的情感力量。抗爭者不必為自己的憤怒自責。而那些對憤怒的抗爭者橫加指責甚至把他們排除到運動之外的人,他們的冷靜則未免有「站着說話不腰疼」的嫌疑。然而,憤怒確實也會耗盡人的心力,讓人筋疲力盡,甚至讓人變得盲目。因此,抗爭者也需要關注自我的心理調適,維護好自己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憤怒不是壞事,但健康也非常重要。

替代性創傷與同情心疲勞

系統性的壓迫本身就是一種創傷。

(Wineman, 2003)

作為一個被剝奪權利的種族/族裔/性別/階級/性取向的成員,或者作為一個動輒面對壓倒性的成人權力系統的兒童,每天被「你作為一個人在更大的計劃中並不重要」的信息轟炸。這些信息是通過暴力和粗暴的行為傳達的,例如性暴力和性少數的攻擊;它們體現在物質條件上,例如嚴重的貧困;它們也被編碼在無數的平凡事件中,而這些事件對主導群體來說是看不見的。這些信息的總體可能成為長期的創傷,以至於它們在被壓迫者中反覆造成侵犯和無力的體驗。
新冠爆發期以來的公共衛生政策,特別是靜默和隔離,與創傷後應激症狀、焦慮症、抑鬱症的增加有顯著關係 (Cunanan et al., 2018; Ramiz et al., 2021; Santomauro et al., 2021)。根據柳葉刀的一篇綜述,受到新冠的影響,2020年度的全球抑鬱症患病率預估增加了27.6%,達到2.46(2.12-2.85)億人。(Santomauro et al., 2021)

(Santomauro et al., 2021)。

事實上情緒問題並不限於患病群體與醫護人員身上。由於人員流動性的減少和互聯網的過度使用,公眾也因為不斷檢查社交媒體,目睹社會暴力和壓迫而信息過載產生類似替代性創傷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同情心疲勞 (compassion fatigue)和其它情緒狀況的症狀(Li et al., 2020; Liu & Liu, 2020)。根據新冠爆發期間對一線醫護人員、普通公眾和非一線醫護人員的調查, 普通公眾和非一線護士的替代性創傷量表的得分, 包括生理和心理反應的得分, 甚至高於一線護士。這些替代性症狀可能包括迴避和麻木、噩夢和軀體症狀。這些因經歷、了解或目睹暴力而產生的創傷體驗,是一種與他人的痛苦相聯結的感覺。

(Li et al., 2020)
*需要注意的是,大眾日常使用的「創傷」概念和精神醫學中的「創傷」是有區別的。在精神醫學中,「創傷」具有較為嚴格的定義,需要是具有極端威脅性或恐怖性質的事件。將「創傷」的概念泛化,具有兩方面的風險:一方面是使得那些真正遭受或親眼目睹致命毆打、酷刑、強姦、火災等惡性事件,或者獲悉自己非常親密的親人或朋友遭遇車禍、自殺、嚴重虐待等暴力或意外經歷的人不被重視——如果大家人人都有「創傷」,那麼那些真正遭遇創傷的人就沒那麼容易獲得關照、取得有效幫助了。如創傷研究專家、《身體從未忘記》一書的作者 Bessel van der Kolk 所說:「Part of taking trauma seriously is not seeing it where it is not present. (不在創傷沒有出現的地方看到它是嚴肅對待創傷的一部分,)」 (Williams, 2021);另一方面是對壓力或應激事件不必要的病理化和醫療化。人們經歷糟糕的應激事件或者生活與政治壓力時,出現焦慮、難過、憤怒、沮喪、無力等情緒是正常的反應,並不代表這些人遭受了「創傷」,更不代表這些人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或者「得病」了,人們不需要借用「創傷」或「PTSD」的醫學話語來作為武器,也理應可以理直氣壯地表達脆弱或者反對壓迫或不公。
儘管如此,相當多一部分人在日常使用「創傷」概念時,期待達到的目的並不是將正常情緒異常化、症狀化或去嚴肅化,而是希望能讓他人把目光放到問題的外在來源而非問題導致的個體症狀上。鑑於本文着重討論「政治性抑鬱」等具有濃厚社會性根源的情緒困擾,我們對這一用法表示理解,並也在本文中偶爾使用「創傷」一詞。
對於社會議題較為敏感的人群來說,外部和內部的壓力、不足的社會支持、糟糕的界限感、對他人的責任感和對自身需要的忽視都在加劇個體的脆弱性。而社群對這點的忽略往往使人們疲於奔命、理想破滅和健康不佳,並最終延緩議程。

政治性抑鬱與自責
針對關心社會議題的人,常常會出現一種如下的論調——「我 / 你已經很有特權了,憑什麼拿政治性抑鬱、習得性無助之類的當作逃避的藉口?」「減少看相關新聞、政治性抑鬱是不是一種軟弱 / 自欺的表現?」「一切都爛透了,完蛋了,感覺自己真沒用」等。
這樣的說法忽視了我們的情緒感受與表達的合理性。當我們想到「政治性抑鬱、減少看相關新聞是不是一種軟弱 / 自欺的表現」時,「政治性抑鬱」這個詞本身作為一個泛化性術語,模糊和扁平化了個人承受的真實痛苦。我們可能因為某些事情憤怒而精力耗竭,並因為替代性創傷和同情心疲勞而需要休息。這不能被「政治性抑鬱」一個詞簡單概括。當我們因為自己的脆弱而認為自己軟弱的時候,我們又陷入了「理性」的陷阱。這種理性實際上往往是強調堅韌、含蓄而忽視情感表達的社會文化和推崇對抗的陽剛文化的產物。
這種對感受的扁平化往往讓活動者忽視或貶低了自我的需要。有時,我們試圖通過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甚至消除生活中的非工作元素的方式扼制這些必要的自我需求。這樣一系列的壓制切斷了那些幫助我們與工作帶來的磨損相平衡的滋養活動的聯繫,掩蓋了關鍵的內在情緒與身體警告,從而使我們陷入長期過勞的不平衡狀態,最終陷入「政治性抑鬱」的狀態中,感到有心無力並不斷自責。此外,很多參與者本身的生命經歷存在創傷時,兩種情況會糾纏在一起,使問題更加嚴重(在一些身份上擁有特權與有被壓迫和替代性創傷經歷並不衝突。況且,身處我們所在的社會環境本身,或許就已經是一種廣義的創傷)。個體的生命經歷、應對習慣和需要的不同,每個人面對壓力情況的體驗和承受能力上的差異應當被理解。忽視自己的情緒是一種自我傷害。
因此,需要被挑戰的是現有的社會和運動文化,而不是個體和自我心理。一個承認情緒、相互關懷的文化和關係應當允許我們互相提供情感支持、有意識地制定和實施一個預防倦怠的計劃,從而有效地減少壓力崩潰。我們需要意識到,復元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它是讓其它行動,無論是個人發展還是社會運動都更為可持續的行動。

應對壓力和負面情緒的策略與技巧
——我現在感覺很不好,怎麼辦?

這一節會提供一些可供實踐的策略和技巧,分為個人層面和組織 / 社群層面的實踐。根據薈萃分析,同時關注個人和組織的干預措施對調整情緒具有最持久的效果 (Awa et al., 2010)。此外我們建議將語言-互動-分析的實踐(例如故事工作和批判性對話 / 政治分析)與體現行動的實踐(例如集體的節奏或身體活動和精神或呼吸工作)編織在一起進行 (Shaw et al., 2022)。

個體性策略與技巧

緩慢呼吸

當我們感到急性的壓力與焦慮時,我們的呼吸節奏可能變得急促或不規律;而這樣的呼吸節奏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增加我們的焦慮水平。因此,調整呼吸是我們應對急性壓力的重要舉措;此外,調整呼吸也能讓我們重新獲得一定的掌控感——也許我們沒辦法控制外在的某件事,但我們至少能控制自己的呼吸節奏。
調整呼吸節奏時,有以下重點:

觀察自己當前的呼吸狀況。只有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時,我們才可能意識到自己當前是否呼吸得過快了;而且觀察呼吸也能將我們的注意力暫時從壓力事件上調走。

緩慢地吸氣,然後停留幾秒鐘,然後再緩慢地呼氣。比如說,可以使用4-7-8呼吸法:使用4秒鐘來吸氣,然後等7秒鐘,接着再用8秒鐘呼氣,如此往復。不過具體的秒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做得足夠舒緩和放鬆,尋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合適的節奏。

儘量呼吸得深一些,使得自己在呼吸時腹部也會出現相應起伏。

緩慢呼吸的方法用途廣泛:我們既可以用它應對急性壓力,也可以在每天騰出時間來專門進行呼吸放鬆,還可以日常時不時觀察一下自己的呼吸狀況然後及時調整。

自我觀察

我們在面對令人情緒糟糕的事件或者經歷巨大的壓力時,腦子裡會湧現許多想法,內心會體驗許多情緒,身體也會出現許多感受。然而,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注意力往往是聚焦在事件或壓力源上的,而自己的情緒、感受和想法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略。如果我們能暫停下來,不帶評判地觀察自己當前的情緒、感受和想法,將有助於我們減輕壓力、變得放鬆,以便在接下來更有效地處理遇到的狀況、繼續關注事件本身。
在進行自我觀察時,有以下重點:

1/ 觀察情緒:我當前有哪些情緒感受?擔憂、憤怒、悲傷、無力、失望、羞恥,或愧疚?這些情緒感受的強度又如何?比如非常憤怒,有些擔憂,相當無力?人們在面對壓力事件時,往往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不同程度的情緒,這些情緒複雜地交織在一起,讓我們更加難受。而如果我們開始一個一個梳理這些情緒,對自己的情緒狀態覺察得更加清楚,既會讓我們感覺更好一些,也有助於我們減少情緒對我們的束縛。需要注意的是,截然相反的情緒是完全可能同時出現的,例如面對政府的某項政策(取消封控),我們可能既感到開心(人們獲得了更多自由),同時又感到難過(一些老年人和基礎疾病患者成為了必然的犧牲品);再比如看到「大白」討薪,我們可能既對ta們感到憐憫,又為ta們之前幫助政府封控的行為感到生氣。理清這些複雜的可能相互衝突的情緒,是自我觀察的重要任務。

2/ 觀察想法:當各種想法在腦子裡一團亂麻時,我們也會變得更加茫然和不知所措;理清自己的想法,並理解到這些想法和自己的情緒之間的關聯,將幫助我們的思維變得更加清晰明了,也會有助於我們調節自己的情緒。同情緒一樣,我們也常常會出現矛盾和衝突的想法,例如當聽說朋友做出某個選擇時,我們腦子裡可能既有支持ta這個決定的想法,又有反對ta這個決定的想法。一個一個地觀察和梳理自己的想法,對於看似矛盾的想法,也都進行覺察和理解,是很重要的——讓矛盾進入我們的意識層面,遠遠比將矛盾隱藏在無意識中來對我們造成羈絆要好得多。此外,我們可能會擔心我們具有某些想法,例如害怕自己存在的某些自私想法、暴力幻想、厭女觀點等等,為避免感到羞恥或慚愧而努力嘗試「說服」自己「相信」自己其實沒有這樣的想法——遺憾的是,這樣做往往適得其反,這些想法仍然會以我們意識不到的方式對我們的情緒和行為產生影響。處理它們的最好方式,是對自己坦誠,先承認、接納和理解自己存在這樣的想法(這正是心理學上強調的「不加評判地觀察自己」),然後再去進行改變的嘗試——就好比說,一個政府需要先承認了自己政策的過錯和不足,才有可能去改善它們,而一個勁的否認或壓制則並不能幫助政府改變。

3/ 理解情緒與想法之間的相互關聯:情緒和想法是相互伴隨和影響的——我們的情緒可能誘使我們傾向於某些觀點,而我們的想法又會反過來誘發或加重我們的情緒。比如說,當我們對一個人感到厭惡或者生氣時,我們可能就更容易認為ta說的話是錯誤的;而另一方面,當我們認為某個狀況沒有改變的可能性時,我們也會自然感受到難過和絕望的情緒。情緒和想法可能以非常複雜的方式影響着我們:比如說,我們可能為自己厭惡的某個人遭遇霉運而感到高興,認為ta總算罪有應得了;然後又會擔憂自己是否應該這樣幸災樂禍,甚至出現羞恥的感受;我們甚至還可能同時也感到難過,對ta報以憐憫,認為哪怕ta有錯也罪不至此;接着我們想起ta曾經對我們做的一件惡劣的事情,又開始對ta感到生氣。如果不去觀察情緒與想法、不去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那麼這些複雜的感受和衝突將使得我們難受和不知所措。

4/ 觀察身體感受:人們的身體感受也是與情緒、想法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在遇到壓力時,我們可能感覺肌肉緊繃、喘不過氣、頭暈頭痛、心跳加快等;而這些難受的身體感受,又會讓我們更加焦躁、緊張或難過,會讓我們的想法變得更加災難化。如果我們暫停下來,開始觀察自己身體上各個部位的感受,觀察自己所感到的不適,將有助於我們不再無意識地被這些身體感受影響情緒,也將使得我們能對這些軀體上的不適更加耐受。

5/ 觀察周圍環境:自我與環境是密切關聯的,自己身處的環境中的某些事物也可能給我們帶來影響。因此,我們也可以將注意力放在身邊的環境和事物上:室內的溫度是否舒適,會不會過熱或過冷?是否存在悅耳的音樂或嘈雜的噪音?是否飄來誘人的香氣或瀰漫着難聞的氣味?自己眼前是美麗的花兒、蔥鬱的樹木,還是自己養的可愛的小貓,或者是自己不喜歡的顏色?有時候,當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的環境存在過高的溫度或者煩人的噪聲時,我們可能會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一部分焦躁情緒其實是來源於它們的;而如果我們將注意力放在環境中自己喜歡的事物上一陣子時,也能幫助我們暫時轉移注意力和放鬆,以便我們之後更加高效地行事。

6/ 同緩慢呼吸一樣,自我觀察也可以在多種不同的情況下使用,無論是應對急性壓力,還是作為日常固定程序。

人際支持

對於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而言,良好的、支持性的人際關係對心理健康是至關重要的。向朋友進行傾訴、獲取夥伴的理解與支持,能讓我們的煩惱得到釋放;和朋友一起交流、運動、吃飯、娛樂,能讓我們心情更加舒暢;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能讓我們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傾聽ta人的困境並給予理解和幫助,能讓我們知道並不是只有自己在遭受折磨、自己並不孤單。很多抑鬱、焦慮的人不敢去尋求ta人的幫助,或者對人際活動的興趣在慢慢減弱,而這反過來又會加重ta們的抑鬱和焦慮,形成惡性循環。讓這樣的惡性循環轉變為良性循環的重要方式,就是開始嘗試在自己的生活中一點一點增加人際互動的元素,無論是周末和朋友一起去爬山,還是線上和朋友一起聽歌,或者是和朋友一起參與社會運動的實踐。此外,加入具有共同志向或愛好的群體,和成員一起交流、做事,一起改變社會,不但能讓我們認識更多的志趣相投的夥伴,也能幫助我們實踐自己的志向與愛好。

增加活動
抑鬱的人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就是對各種活動都逐漸喪失興趣,而缺乏愉悅有趣有價值感的體驗又會反過來維持或加重ta們的抑鬱,導致惡性循環。而增加自己生活中的各類活動體驗,則是最有效的改善抑鬱心情的方法之一 (Cuijpers et al., 2006; Mazzucchelli et al., 2009, 2010)。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幫助自己改善心情的活動,例如:
打球、跑步、爬山、散步等運動;
做一頓健康美味的飯菜,打掃和整理屋子;
聽音樂、畫畫、寫作、跳舞;
逛博物館、水族館、動物園、展覽等;
看喜歡的電影、電視劇;

參與社會行動,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和支持。

更多例子可以參見https://medicine.umich.edu/sites/default/files/content/downloads/Behavioral-Activation-for-Depression.pdf的 5.20-5.21 頁(整個文檔也都值得一看,因為抑鬱的人在增加活動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而文檔中則介紹了應對這些困難的方法)。

特別地,如果是和戀人、朋友、同道一起參與活動,那麼我們將還能同時享受到人際關係帶來的好處——還記得我們在上一點中強調的嗎?人際關係對於心理健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調整睡眠

當人們遇到情緒問題或者壓力時,睡眠往往是首先受到影響的;而糟糕的睡眠質量,又可能反過來使得情緒進一步惡化——昏昏沉沉的狀態可能使得我們一整天的生活、學習、工作都受到影響。關於解決失眠問題的技巧,可以參考:原來你也可以告別失眠的煩惱。

描述或書寫自己的糟糕經歷,以及伴隨的情緒和想法

正如前面的「自我觀察」小節所述,我們對自己的情緒、想法、身體感受加以觀察和理解,將有助於我們心情的修復。在過去,我們可能有過一些很糟糕的經歷甚至是創傷,而我們當時沒有機會去觀察和探索這些經歷帶給自己的情緒和想法——但是這些情緒和想法仍然存在和潛藏着,並且因為沒有得到理解或修復,而給我們心情和行為造成着持續的影響。
如果我們能用講述或書寫的方式帶領自己重新回憶那段經歷、再次暴露在那段經歷下——這必定是一個充斥着痛苦(但同時也值得)的過程——並且說出或者寫下那段經歷帶給自己的各種複雜的情緒和想法,那麼我們將能更好地梳理那段經歷,更好地理解它帶給自己的變化,使得它對我們的影響從暗處走向意識層面。相應地,我們也將能夠在這個過程中逐漸修復那段經歷帶給我們的創痛和負面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經歷了創傷,那麼重新回憶創傷經歷可能帶給你非常痛苦的體驗。在這個過程中,有親人、朋友等在場能提供安慰和支持的話,將有助於你更容易地再次暴露在這段經歷下;同時,前面介紹的緩慢呼吸或其它的放鬆性技巧也可以用上,來幫助你緩解這個過程的壓力。如果實在感覺太過困難,那麼你可能需要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師的幫助。

接納自己和ta人的局限性,並在此基礎上努力促成改變和進步

正如前面「自我觀察」小節所言,承認、接納和理解存在的缺陷與不足,是真正改變它們的第一步——而且這個結論並不僅僅針對我們自己,也針對我們的朋友和同志(不可對話的敵人除外)。當我們能夠承認和接納自己的缺點時,我們將能變得對自己更加坦誠,也就不會自我欺騙,而是能更加用心地去尋找和實踐讓自己變得更好的方法;當我們對朋友的缺點加以理解和共情時,朋友將能感受到更多的談論這個話題的安全感,在此基礎上,我們將能夠幫助ta進行改變的嘗試。而如果我們過度自責,我們將可能陷入抑鬱和絕望的情緒不可自拔或者開始自我欺騙認為自己並不存在問題,反而影響我們的進步;如果我們太過指責朋友,那麼朋友可能感覺自己受到傷害(俗稱的「PUA」)或者變得憤怒,這會阻礙ta進行良好的改變或接受我們的建議。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接納」絕不是「縱容」。當我們接納一件事情的時候,意味着我們承認當前存在的現實狀況,承認我們沒辦法隨心所欲馬上把現實改造成我們希望的樣子,承認人的改變、進步和成長是需要時間的,承認理解和共情性的態度相比指責和懲罰性的態度(許多中國式家長往往更傾向於後一種態度)能更好地幫助自己和朋友成長,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否認改變的必要性。接納現狀,是為了更有效地促成改變。如果一個人只有「接納」,但沒有任何「改變」的努力或嘗試,那麼ta其實是在將「接納」作為合理化自己不良行為的藉口。同樣地,當我們對朋友表達理解和包容(從而獲取ta的信任)時,我們也應該看到ta渴望改變的一面,並且在這個方向上給予ta鼓勵、幫助和促進。

認知重構

我們的認知往往具有偏向,有時候可以嘗試轉換視角。
根據對行動者耗竭現象的調研,長期的行動主義通常植根於對自己的行動主義的廣泛認知,認為它能改善生活,而不是強調它的挑戰性。「專注於ta們的激情可能是最重要的」 (Maslach & Gomes, 2006)。
可以嘗試:
«挑戰「應該」和「必須」的說法
這種陳述是不可協商的、強硬的,會讓人產生懷疑和恐懼的感覺。「我應該吃的健康」、「我必須一小時內完成這項工作」…過多的「應該」和「必須」剝奪了我們的選擇感、自由和自主權。為了擺脫「應該」和「必須」的舒服,我們可以理清或寫下我們當天認為不可協商的任務,考慮它的現實性,適當調整並將它轉換為「我的目標是」,確保你在當天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以「應該」或「必須」為由做事。
«避免「全有或全無」的思維 (All-or-Nothing Thinking)
「全有或全無」是一種二元思維,傾向於將事務認知為正確或錯誤、可能或不可能,它並不總是準確反映我們複雜的現實,並且影響我們解釋和回應世界的方式,它通常與消極思維、焦慮和情緒低落有關。比如:「如果我不在考試中得A,我就是個失敗者」、「如果我長得像xx一樣,我就會愛我的身體」、「我無法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什麼都不會做」。應對它,我們可以嘗試「是,並且」,拓寬二元思維,比如「是的,我面對了困難和糟糕的事情,這周我也經歷了美好的時刻」,還可以嘗試觀察自己的思維模式,尋找包含極端詞語(「總是」、「永遠」)的想法,以及用兩極化、悲觀的觀點描繪的心理敘述。

«將失敗重塑為新的機會

«對自己保有同情心

«專注於現在和可實現的目標上

設置界限

不停的刷新社交媒體和全天候的為他人提供支持容易引發替代性創傷和情緒耗竭(Liu & Liu, 2020)。我們需要明確自己的極限,有意識地建立個人邊界。可以嘗試考慮自己覺得安全的界限標準、自己的「可使用水平」,並設置留給自己的不受干擾的時間段。專注時,人的壓力會減小,我們也可以選擇多發揮自己的專業,適當地把無法處理的情況轉手給他人。當我們失去對內部資源的掌握時,也無法將自己的最佳狀態提供給重要的人和(高, 2021)。

將復元的過程賦予價值

將復元的過程賦予價值同樣是一種方法,在一段對社會工作者的訪談中提到:

將正在進行的從暴力中癒合的過程政治化,意味着我可以將我的這部分身份視為一種資產,而不是我組織工作的障礙。我覺得這增加了我作為一名社區工作者所能提供的東西,我主要是為那些與街頭打交道並從事性工作作為一種生存手段的婦女工作。我還覺得我更有能力幫助彌合一方面致力於反對性別暴力的活動家和組織與另一方面其他反資本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團體之間的差距。

(Plyler, 2006)

反思自己應對壓迫的個人經歷

反思你自己應對壓迫的個人經歷,無論你自己的壓迫可能是你的性別認同、種族 / 民族、政治傾向、能力或性取向的結果,還是周圍世界的壓迫,這對於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都有幫助。你在什麼地方感到痛苦,或圍繞着這個問題的揮之不去的傷害?它是如何影響你的思維的?你應對壓迫的經歷在哪些方面影響了你的工作?記錄下來,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並與個人或團體分享。(Pyles, 2018)


心理諮詢與就醫

如果負面情緒已經嚴重影響到生活、工作或學習了,需要考慮尋找心理諮詢師或前往精神科就醫。

目前的本土心理諮詢市場魚龍混雜,而就醫需要面對的情況也比較複雜,這裡提供一些資源供大家了解心理諮詢和精神科、做一些功課和準備。即使走進諮詢室和醫院,我們仍舊可以將自己作為療愈過程的主動參與者而不是一個與環境隔絕的疾病患者。

心理諮詢來訪者手冊 | 打包解答你對心理諮詢的所有疑惑

《精神科初次就診指南》

其它資源和技巧

(與前面提到的策略和技巧可能會有所重疊)

1/ 心理自助互助急救包:

當我們或我們的朋友遇到急性壓力或心理危機時,除了使用本文提到的策略與技巧外,也可以參考以下鏈接:

《心理自助互助急救包》

2/ STOP

面對急性的壓力和焦慮,我們可以嘗試使用STOP的技巧:

S (Stop):暫停正在做的事情,用「停!」一詞來打斷自己憂慮的思緒;

T (Take a Breath):觀察自己的呼吸狀況,進行緩慢的腹式深呼吸;

O (Observe):觀察自己當前存在的想法、情緒和身體感受;

P (Proceed Mindfully):保持對自我的覺察,然後繼續行事,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地思考和聚焦,一小步一小步地應對當前的狀況。

3/ 着陸 (Grounding):

如果被痛苦的情感淹沒,你需要一種方法從這種情感中脫離出來,這樣你才能重新控制自己的感受。着陸可以把你「錨定」在當前和現實中。

着陸技術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任何地點使用,不需要別的人知道。

當你面對激發物、被激怒、分離體驗、有用成癮品的渴求或任何讓你的情感痛苦評分超過6(0-10的評分)的時候,就應該使用着陸技術。着陸可以讓你和這些負性感受保持一種健康的距離。

要保持睜着眼睛,環視房間,並打開燈,始終與當下保持鏈接。

在着陸前後對情緒進行評分,以判斷它是否發揮作用。在着陸前對你的情感水平進行評分(0-10, 10表示極度痛苦),着陸後再次進行評分。看看評分有沒有下降?

不要談論負性情緒或者書寫負性情緒,你要和負性感覺分離,不要和它們有聯繫。

保持中立—避免去判斷「好」或者「壞」。例如,不要說「牆是藍色的,我不喜歡藍色因為它會讓我想起抑鬱」,而只是簡單地說「牆是藍色的」然後就繼續下一步。

關注當前,而不是過去或者將來。

注意着陸技術與放鬆訓練是不同的。着陸是更加主動、關注分散注意的策略,目的是幫助應對極度負性的感受,目前認為對於創傷後應激障礙它比放鬆訓練更加有效。



三種着陸方式:

下面描述三種主要的着陸方式——精神的、軀體的和撫慰性的着陸。「精神的」表示你的思想;「軀體的」表示關注你的感覺(如觸摸、聆聽);「撫慰性的」表示以一種非常寬厚溫和的方式對自己說話。你會發覺某一種方式對你更有用,也可能所有方式對你都很有幫助。

(1) 精神性着陸

« 詳細描述你周圍的環境,運用你所有的感官。例如:「牆是白色的,有5個紫色的椅子;靠着牆有一個木製的書架……」描述物體、聲音、質地、顏色、氣味、形狀、數目和溫度。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這些,例如在地鐵上:「我在地鐵上,我很快就會看到河了,那些是窗子,這是長椅,這個金屬杆是銀色的,地鐵的地圖有四種顏色。」

« 和自己做一個「分類」遊戲:試着想一下「狗的種類」「爵士音樂家」「南字開頭的城市」「汽車型號」「電視節目」「作家」「運動類型」「歌曲」「城市」等。

« 做一個年齡進展遊戲:如果你退行到一個小的年齡(例如8歲),你可以慢慢地增加年齡,如(我現在9歲,我現在10歲,我現在11歲等)一直到你現在的年齡。

« 非常詳細地記述你的日常活動:例如,描寫你做一頓飯,(例如:「首先我削掉土豆皮,把它切成4塊,接下來把水煮開,然後用牛至、蘿蔔、大蒜和橄欖油做一份醃泡汁……」)

« 想象:發揮想象—穿上溜冰鞋滑行,遠離你的痛苦;把電視換到一個節目更好的頻道;想象在你和痛苦之間有一堵牆。

« 做一個安全性陳述: 「我的名字叫_________;我現在很安全;我身處當前,而不是過去;我目前在____________(地點),今天的日期是___________」

« 閱讀一些資料,然後逐字念給自己。或者倒着念一個一個的字,這樣你就關注在字本身而不是句子的意思。

« 運用幽默:想一件有趣的事來幫你走出自己當前的心境。

« 數數字數到10或者讀英文字母,非……常……非……常……慢地

(2) 軀體性着陸

« 讓涼水或溫水從手上流過

« 用最大力氣抓緊椅子

« 觸摸你周圍不同的物體:一支鋼筆、一把鑰匙、你的衣服、桌子、牆。注意質地、顏色、材料、重量、溫度;比較一下你觸摸的物體:是不是一個比較冷?比較輕?

« 把腳跟緊緊地扎在地板上——將雙腳跟完全地「着陸」!在你這麼做的時候注意腳後跟的緊繃感,提醒自己你和大地是緊緊連接在一起的。

« 在口袋裡帶一個着陸用的物品——找一件你在被激發的時候可以觸摸的小東西(小石頭、小泥塊、戒指、一塊布或毛線)

« 上下跳動

« 關注自己的身體:坐在椅子上的重量;在襪子中晃動你的腳趾;你的背靠在椅子上的感覺。你和周圍的世界是保持着聯繫的。

« 伸展:儘可能地伸開你的手指、雙臂、雙腿;環繞晃動你的頭。

« 握緊和放鬆拳頭

« 慢走,關注每一步,走每一步的時候說出「左」和「右」。

« 關注呼吸,關注每次吸氣和呼氣。在每次吸氣時都對自己重複說一個令人愉快的詞(例如:喜歡的顏色,或撫慰性的詞,如「安全」「舒適」)。

(3) 撫慰性着陸

« 說非常寬厚溫和的話,就好像你正在和一個很小的孩子說話——例如「你是一個好人,正在經歷困難的時刻,你是能夠挺過去的。」

« 想喜歡的東西:想想你喜歡的顏色、動物、季節、食物、電視節目。

« 想象你關心的人(例如你的孩子),看看他們的照片。

« 回憶鼓舞人心的歌、引言或詩歌:那些讓你感覺好一些的句子(如:匿名戒酒會的「平安祈禱」 。)

« 回憶一個安全的地方:描述一個你感覺特別令人舒適的地方(可能是海灘或山上,或者喜歡的房間);關注那個地方的所有事物——聲音、顏色、形狀、物件、質地。

« 複述一句話:「我能夠應付這些」,「這種感覺會過去的」。

« 安全地犒勞一下自己,例如一份甜點、一頓可口的晚餐、一個熱水澡。

« 想一件你期望下周發生的事——可能是和朋友一起去看電影或遠足。

# 如果着陸沒有作用會怎麼樣?

着陸技術是有效的,但是和其他技術一樣,你需要去練習才能讓它發揮最大效果。下面是能夠幫助你讓它對你起作用的一些建議。

« 儘可能多地練習,即使在你並不需要的時候也要練習,這樣你就會從心裡理解這一技術。

« 練習提高速度:加快你關注外部世界的速度。

« 試着進行長時間的着陸(20-30分鐘):並且一遍一遍地重複。

« 試着注意一下你最喜歡哪種方法——軀體的、精神的還是撫慰性的?或者哪種組合?

« 建立適合你自己的着陸方法:所有你自己建立的方法可能都比你現在閱讀到得更好,因為那是你自己的。

« 在出現負性情緒循環的早期就開始着陸技術:在你剛剛有使用毒品的渴求,或剛剛出現閃回的時候就開始運用着陸,在你的憤怒失去控制之前就要用。

« 做一個索引卡片:在卡片上列出你最喜歡的着陸方法,以及使用多長時間。

« 着陸時讓別人幫助你:把着陸技術教給朋友或家人,這樣當你對情緒失去控制時他們可以指導你使用着陸。

« 進一步的準備:確定在家中、車上或者工作場所能夠保存着陸技術資料及提醒你進行着陸練習的地方。

« 錄製一盤着陸信息的磁帶,這樣在你需要的時候可以播放。如果你想聽其他人的聲音,可以考慮讓你的治療師或其他和你親近的人幫你錄。

« 想一下為什麼着陸有作用:可能是什麼原因導致你在關注外部世界的時候你更能意識到內心的平靜?注意那些對你有效的方法——可能是什麼原因讓那些方法比其他方法對你更有效?

« 不要放棄!(Najavits, 2002)


社群實踐

慶祝你們的工作和成就,集體哀悼你們的損失。

(Minieri et al., 2007)

互助小組與支持性社群

在互助小組和支持性社群,我們可以分享並處理情緒與創傷,進行有價值的對話,建立情感聯結,並催生行動。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建立互助小組講述創傷是具有風險的。當成員使用敘述的方式重建經歷時,有可能喚起聽眾的某段記憶,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產生二次創傷等問題,因此最好在有專業諮詢師的干預和陪伴下進行。具體如何開展實踐需要在組建社團的過程中探索,一些原則和實踐或許可以參考Contextualising Healing Justice as a Feminist Organising Framework in Africa和《創傷與復原》第十一章。

交織的集體創傷療愈過程 (Shaw et al., 2022)

做活動者友好的心理諮詢師

心理諮詢要想成功,心理諮詢師對來訪者的尊重、接納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而心理諮詢的保密性也是必須得到維持的。在當前,許多活動者都擔心心理諮詢師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行動和想法。因此很多活動者寧願忍受負面情緒的折磨也不敢去接受心理諮詢。性少數友好的諮詢師的出現,使得性少數群體以及性少數活動者能夠找到安全的傾訴和尋求心理幫助的空間——但這還遠遠不夠,對各種類型的活動者都友好的心理諮詢師,在幫助活動者解決心理困擾的同時能發掘和利用活動者長處、賦權活動者的諮詢師至關重要。在國外,有專門收錄活動者友好的諮詢師的網站(https://www.inclusivetherapists.com/therapist-for-activists);希望未來在中國,也能出現越來越多對活動者友好的諮詢師、出現專門培訓活動者友好的諮詢師的培訓項目、出現收錄活動者友好的諮詢師的平台。

鑑於當前活動者友好的心理諮詢師的稀缺,以及心理諮詢費用帶來的現實性經濟負擔,心理團體成為了一個誘人的選擇。在心理團體中,可以有多人同時參與,而每個人付出的經濟成本也就相應變少了。而通過參與心理團體,不同活動者也能增進相互的理解,能夠在彼此的交流中發現彼此和自我,相互啟發。

參與式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參與式行動研究是強調結合受研究影響的社區成員的參與的研究方法。它不僅有可能建立關於什麼的知識,而且有可能建立關於如何在環境中發生變革性社會變化的知識 (Reason & Bradbury, 2001)。

在敏感事實的謹慎可能導致研究者遠離現實的背景下,實踐者研究和參與式行動研究可以幫助人們打開交流的空間,發展交際能力和相互之間的團結感(Kemmis, 2006)。

更健康的運動文化

在強調不怕挫折、不展露內心情緒或軟弱的運動文化中,人們的關注往往在於較為宏大的主題,而他們面臨的壓力和內心情緒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討論。這一點加上對與心理疾病的普遍污名化,使得強烈影響着人們的心理問題失去了討論空間(waiting, n.d.)。如果我們把情緒的復元看成是共享的經驗、關注人們的成長與福祉、強調運動中成員關係的平等時,便可以更好的預防倦怠和情緒問題 (Cox, 2011)。

找到建設性的方式來表達驅動我們參與運動的情感

同時關心集體利益和個人需求的承諾,往往比僅僅基於個人主義或利他主義(「我是為別人做這件事,而我與別人沒有特別的聯繫」)的承諾更具可持續性。

此外,將運動的逐步成長本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成就也很有幫助。因為這往往比立刻改變結構更容易實現,而且可以幫助我們在通往更大的成功的道路上積累信心。(Cox, 2011)/

筆者們並非專業人士,文章倉促之下完成,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意在拋磚引玉,希望無論是對於剛剛將目光轉向社會議題的朋友還是長期的社會行動者都能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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