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克投資家 - 俄烏為何開打？來回顧一篇國關經典論文《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鑽石舞台

↓↓↓掃描下方二維碼，了解地表最強的風控研修班↓↓↓

作者|周德宇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在讀博士

來源|觀察者網

編輯 |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短短几天時間，烏克蘭局勢又有了大變化。雖然沒有正式宣戰，俄軍暫時也沒有橫掃烏克蘭全境，但俄羅斯確實派遣部隊進入了烏克蘭東部地區，而且於24日在烏克蘭各地展開了外科手術式打擊。

這到底算不算一場「戰爭」，取決於我們怎麼定義；但無論如何，軍事衝突已經發生。俄羅斯與烏克蘭為何發生衝突，衝突是否會繼續擴大，是否會演變成一場全面戰爭？顯然是我們要關注的焦點。

關於戰爭該如何分析，古今中外的論述有很多，不論是《孫子兵法》、《戰爭論》，還是毛主席的各種著作……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似乎也沒有必要我來囉嗦。我身為一個政治學者，自然還是借着這個機會介紹一下大家可能平時不太了解的、現代政治學界對戰爭的討論。

在這裡我們就只說一篇經典論文：James Fearon寫於1995年的《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這篇論文為政治學者如何理性分析戰爭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是現代國際關係領域討論戰爭的最重要文章，沒有之一。

James Fearon，圖片來源：斯坦福大學

當然，就跟這世界上的任何一篇文章一樣，《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也有很多缺陷和漏洞，如果我要把關於它的後續學界討論與批判都寫一遍，那就篇幅太長了。所以今天我們就只看文章本身。重點不在於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什麼，而是提供一個分析戰爭的思維方式。這個思維方式當然可能是有問題的，但多了解一種思維仍然是一種有益的參考。

談判空間的存在：談，都可以談

Fearon寫這篇文章，是為了解釋這樣一個謎題：既然戰爭總是代價高昂的，為什麼戰爭仍然會發生？

他認為傳統的解釋有三種：第一種解釋是認為人們是非理性的，偏見和病態會讓他們忽略或誤解戰爭的成本；

第二種解釋是認為戰爭的發動者享受着戰爭的成果，而戰爭的成本總是讓平民和士兵來承擔；

第三種解釋，也就是「理性主義解釋」，是認為經過了成本收益分析，只要戰爭能獲取的成果大於所要付出的成本，戰爭仍然是一種理性選擇——這第三種解釋，是Fearon文章中關注的焦點。

這三種傳統解釋在如今的烏克蘭危機中也存在。比如西方渲染普京的傲慢，就是在引用第一種解釋，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出於普京的瘋狂想法。

當西方強調普京的所謂「獨裁」統治時，就是在引用第二種解釋，認為俄烏開戰是普京犧牲人民為代價而攫取個人利益。

而當西方宣稱普京和俄羅斯可以從烏克蘭得到各種各樣的利益，西方需要通過制裁和干涉來增加俄羅斯開戰的成本時，就是在討論第三種解釋，也就是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了。

當然，有的時候這些解釋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西方越把普京塑造為「獨裁」的、「毫無理性」的戰爭狂人，就越意味着西方的制裁和干涉這些訴諸理性的舉措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普京是這樣油鹽不進的人，那冠冕堂皇的外交手段和經濟制裁又怎麼可能管用？

但Fearon對於簡單的「發動戰爭的回報大於投入」的理性主義解釋是不滿意的：戰爭無論如何是有成本的，即便成本非常低。那麼對於理性的雙方來說，他們就應當在戰前進行談判來分配戰後利益，從而避免戰爭的成本。

比如說兩方爭奪一片領土，開戰之後兩方各占了一半。那麼理性的雙方就可以直接在戰前就達成協議，一方各占一半，從而直接避免戰爭的成本，雙方都能因此受益。

也就是說，總是存在一種可能性，使得不開戰的利益大於開戰——當然，除非戰爭本身就帶來一種利益，這個暫時先不討論。

所以，理性主義解釋的難題不在於如何論證戰爭的收益大於成本，而在於如何論證為什麼戰爭各方不能在戰前就達成協議。

戰爭為什麼爆發，換個角度思考，就是談判為什麼破裂。

當然，一個簡單的解釋是，戰爭的結果是不可預料的，可能兩方都覺得自己會大獲全勝，所以無法在事前就達成協議。

但即便是戰爭結果不可預料，理性的決策者也是要考慮勝利概率和期望收益的，只要他們在事前對此有所認知，那麼協議的談判空間就永遠存在。

在這裡我們先做一個非常簡化的假設來分析這個戰爭談判的問題。不想細看的讀者可以略過，只要看下最後的結論。

假設戰爭的兩方是A和B，他們所爭奪的一個利益區間是0到1之間的這一段線段。我們可以想象0到1的總量就是一整塊可拆分的資源，A的初始狀態是0這一端，如果勝利，就會完全取得這塊資源的控制，從而達到1這個點。而反過來，B的初始狀態在1這一端，B如果勝利，就會擴張到0這個點。

現在，我們假設A取得勝利的概率是p。如果不考慮成本，那麼A在戰爭中的期望收益，就是收益乘以概率，也就是1乘以p，就是p。在線段上，A的期望收益表現為0到p的這一段。

反過來，A失敗的概率就是B勝利的概率，那麼B的勝利概率是（1-p），B的收益也是1，那麼不考慮成本，B的期望收益就是1乘以(1-p)，等於1-p，在圖上就是p到1的線段。

現在我們再考慮戰爭的成本。假設戰爭的成本對於A來說是CA，對B來說是CB。那麼對於A來說，在整個戰爭中的期望收益，就是p-CA，表現為0到（p-CA）這點的線段。而對於B來說，期望收益就是1-p-CB，表現為從（p+CB）點到1的線段。

在這裡我們要注意，這個CA和CB是相對於收益1的一個相對值而不是絕對值。假如戰爭的收益對A來說更重要，那麼即便A付出了更多的東西，在線段上CA也可能比CB更小。打個比方，如果獲得勝利，A得到的領土能夠轉化出來的金錢是B能轉化的更多倍，那麼即便A和B在戰爭中要花一樣多的錢，A所花費的相對成本也是更低的。

當我們考慮完A和B的期望收益，並將它們表示在線段中時，我們就會發現無論雙方力量對比有多懸殊，A勝利的概率p到底是多少，只要戰爭是有成本的，那麼在（p-CA）和（p+CB）兩點之間就會存在一個談判空間。只要A和B在事前的談判中將利益分配在其中的任意一個點x，那麼A和B都能獲得高於戰爭期望收益的結果。

打個比方，如果兩個人試圖分配100塊錢，他們可以選擇打一架，誰贏就全得，每個人都有一半的概率贏，那麼不算成本的期望收益就是50塊錢。但是打架總是要有成本的，比如醫藥費，我們假設是10塊錢，那麼兩個人打架的期望收益就是50-10=40塊錢。對於理性人來說，任何在四六開之間的分成，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一個人拿41另一個人拿59，總歸比40這個期望收益要高。

所以，從這個簡單的模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理性的雙方來說，即便是戰爭結果不可預料，即便是戰爭的收益大於成本，他們也總是可以選擇比戰爭更好的解決方案。

談判空間的前提條件：我憑什麼跟你談？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是有前提條件的。

第一個前提條件是，戰爭雙方要認識到，存在這麼一個真實的戰爭勝利概率（p）。我們知道，戰爭雙方可能都有各種對方不知道的信息，都覺得自己手裡有秘密武器高達，妨礙了他們對戰爭結果的客觀判斷；

「XX有高達」之類是PS的熱門主題

或者戰爭雙方根本就過分樂觀，覺得打到聖誕節就能回家，喜歡高估自己獲勝的概率……

「XX節前回家」的典型——麥克阿瑟，圖片來源：LIFE

麥克阿瑟向士兵許諾回家過聖誕節，圖片來源：杜魯門圖書館

但這些並不重要。即便戰爭雙方對於獲勝的真實概率p到底是什麼存在分歧，理性的雙方應當知道這個概率一定存在（即便自己並不知道確切的數值），那麼談判的空間也必然存在。

第二個前提條件是，戰爭雙方不能是風險偏好者。什麼是風險偏好者呢？我們考慮剛才分配100塊錢的場景。如果你認為50%的概率會獲得100塊錢，但還有50%的概率一無所有，這一條件比100%地獲得50塊錢要好，那麼你就是一個風險偏好者。反之，你就是一個風險中立者或者風險厭惡者。

當然，這也取決於我們如何來看待風險：假如我們將這個問題視為，本來你有50塊錢，你可以選擇留着你的錢，或者扔個硬幣，正面給你再加50，反面則拿走你現有的50……可能很多人就會對「失去」這個概念感到厭惡，從而選擇留着自己的50塊錢。

如果換到戰爭的場景，一個風險偏好者就是寧可冒着輸的風險，也要尋求徹底的勝利。比如希特勒當年認為即便身死國滅，也徹底要消滅蘇聯和斯拉夫「劣等民族」，就是這樣一種風險偏好的體現。如果戰爭雙方抱着「不勝利毋寧死」的態度，那談判空間就很小甚至沒有了。

但這種風險偏好者在現實中到底有多少，當然是一個問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總歸是更加謹慎的。希特勒認為「輸了就輸了，說明德意志民族不夠優等不配存活於世界」，但即使在二戰中的德國，有類似極端想法的並不多，大部分德國將領和官員還是在思考如何保住德國的。

經典影片《帝國的毀滅》展現了元首在最後歲月里的歇斯底里

最後一個前提條件是，現實中存在一個如同0到1的線段那樣，可以連續分配的和平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戰爭雙方所要爭奪的事物，是某種可精確切分的東西，比如財富，雙方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這個前提條件顯然是不一定存在的，因為有些爭奪的事物是不可切分的，比如王位繼承，比如宗教聖地，比如關鍵領土……這些不可切分的事物顯然為戰爭提供了一種理性解釋。

Fearon雖然承認了這種情況的存在，但他並不認為這很普遍。因為他認為絕大部分議題都是複雜多面的，也就意味着一件事物可以彌補另一件事物。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一個不可劃分的事物轉化成金錢，這樣就能達成一個可以分配利益的協議。比如領土雖然不可劃分，但是歷史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方通過購買領土，來彌補另一方失去領土的損失。

還有烏克蘭棄核的例子。是否擁有核武器顯然是一個不可劃分的議題，你不可能說一年裡一百天擁核，剩下的時間不擁核。但各國也仍然就烏克蘭棄核問題達成了協議，方法是給予烏克蘭經濟補償，和不對烏克蘭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障。

當然，從現在的局勢上看，我們可以質疑烏克蘭棄核的合理性，以及核武器究竟是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話題。但無論如何，看似不可分配的利益，只要有其它方面的補償，也總是有着可以分配的空間。

因此，雖然上述分析所需要的前提條件並不是在現實中總能滿足，但也不能說罕見，這種簡化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結論有一定的現實參考意義。就好像我們在物理學的受力分析中往往假設一個質點，忽略其它複雜的因素，但一般並不影響得出的大致結論。

我們可以先順着這三個前提條件來思考烏克蘭危機是否必然存在和平解決方案。

前兩個前提條件都是在討論決策者們的特質，也就是說，普京和澤連斯基，還有相關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他們是否足夠理性，他們是不是風險偏好者……老實說，這種揣測人心的事情是很難證偽的，我們應當傾向於先假設決策者們都是理性的，都不是戰爭狂人，不然任何討論都無法進行。

即便西方喜歡拿二戰來做類比，把普京當成希特勒一樣的人物，但我個人看法是，這樣的類比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狀，不然我們現在就不止是討論烏克蘭了。

而第三個前提條件其實非常重要，也就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和西方的爭端，究竟是否可分配。

有些東西顯然是不可分配的，比如烏克蘭是否加入北約；而有些東西顯然是可分配的，比如烏克蘭的領土。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西方可能採取的經濟制裁，以及俄羅斯與歐洲的各種經貿利益，特別是北溪2天然氣管道，這裡顯然存在通過經濟手段進行劃分和補償的空間。因此我們在這裡也暫且假設，在烏克蘭危機中，第三個前提條件也是成立的。

也就是說，烏克蘭危機，是確實存在一個無需戰爭就可以和平分配利益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是否足以避免戰爭呢？我們接着往下說。

信息問題：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的？

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即便我們知道存在着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但談判仍然可能因為雙方對各自實力的錯誤判斷而破裂。

比如假設實際上雙方勝利的概率都是五五開，合理的談判也是圍繞五五分成來設計。但如果每一方都認為自己的力量更強，勝利的概率是九一開，那麼誰都無法接受五五分成的談判，就必然走向戰爭。回到我們剛才的討論框架，也就是說，雙方會錯誤地估計戰爭勝利的概率。

但是問題來了，為什麼理性決策者會錯誤地估計實力呢？

一個常見的解釋是「私人信息」的存在，也就是說，一方總有另一方不知道的情報。假設雙方都喜歡扮豬吃老虎，表面上示弱但私下裡積極擴軍備戰，那麼他們在明面上一定會覺得對方的軍力遠弱於自己，自然就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可Fearon繼續追問，如果和平談判的結果對於雙方都是更好的，理性的雙方不應該分享各自的情報，找到雙方準確的實力對比，從而避免戰爭嗎？

這樣反直覺的例子在現實中也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蘇聯/俄羅斯與美國的核武器協議。美俄雙方都會在核武器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分享相關情報，從而避免一方錯估威脅導致毀滅性的核戰爭。

但是分享關於雙方實力的信息就夠了嗎？

其實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雙方雖然對各自實力有了解，但對各自的戰爭意願有錯誤估計，也可能導致戰爭。比如雙方雖然清楚各自的實力對比，只要不知道對方對戰爭收益有多看重，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進行戰爭，也就是說錯誤地估計了戰爭成本，那麼談判空間就是不可知的，談判就可能破裂。

比如一種解釋認為，一戰的時候，奧匈帝國雖然知道自己跟俄國的實力對比，但是不清楚塞爾維亞對俄羅斯有多重要，不知道俄國願意為此開戰的決心有多大，於是錯誤地發動了對塞爾維亞的侵略，導致了戰爭。

散裝的奧匈，圖為皇帝與將軍們，圖片來源：learnodo-newtonic.com

但Fearon同樣追問，為什麼奧匈帝國不去直接詢問俄國，如果吞併塞爾維亞，俄國會如何反應呢？這跟我們剛才的討論類似，如果關於戰爭意願的私人信息妨礙了雙方都能受益的談判，那麼理性決策者同樣應當有動力分享信息。

所以為什麼戰爭會爆發的問題，可以轉化成為什麼談判會破裂；而為什麼談判會破裂，是因為各方會錯誤估計實力和戰爭意願；而為什麼各方會做出錯誤估計這一問題，在這一情境下，又可以轉化成為什麼戰爭各方不願意分享信息。

那麼，為什麼各方不願意分享信息呢？

Fearon認為，正因為是理性決策者，反而更有理由隱藏和扭曲有關自身戰爭實力和戰爭意願的信息。雖然理性決策者希望避免戰爭，但他們同樣希望在談判中獲取更多的利益。一方可能會選擇誇張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戰爭意願，從而在談判桌上獲取更大的利益；也可能會選擇隱藏自己的實力和意願，從而在可能來臨的戰爭中獲取主動。

所以對於理性談判者，他們知道對方有傳遞誤導信息的動機，那麼即便雙方分享了信息，也很可能是假信息，也就不足以作為談判的依據。所以你盡可以隨便問，我盡可以隨便答，信不信由你。在這樣的猜疑之下，不光判斷對方的意圖變得艱難，如何準確地傳遞自己的意圖也是個麻煩。

比如，俄羅斯一直宣稱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有多不可接受，是否到了願意為之一戰的地步，西方一直存在僥倖心理。西方大可以認為俄羅斯只是色厲內荏，搞外交訛詐，所以不會在談判中對俄羅斯做太多讓步。

當然，反過來講，西方願意保衛烏克蘭的意圖，也大可以受到質疑：俄羅斯又不是沒被制裁過，西方天天嘴上喊着制裁，還剩多少能制裁到的，又有多少是西方自己都不願去制裁的？而從如今美國輕飄飄的制裁和歐洲的慌亂決策來看，俄羅斯也完全可以認為色厲內荏的是北約。

順帶一提，在整個危機中，拜登反覆強調美國不會派兵到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這種表態雖然符合其國內政治的需要，但是在國際政治博弈中是大有問題的。因為這明確地傳遞了一種信號，那就是美國確實沒有為了烏克蘭而犧牲美國人的戰爭意願，而這必然會惡化美國在談判中的處境。當然，俄羅斯可以懷疑這種信號的真假，懷疑美國是故意示弱，但這個信號完全符合我們對於美國的一般預期。

確實也存在一些機制可以更加可信地傳遞信號，口說無憑的話，就用實際行動來表明態度。比如俄羅斯為了體現自己的實力和意願，就可以通過演習和動員這些耗費成本的方式來向西方傳遞信號；反過來，北約也在通過增兵東歐或援助烏克蘭來傳遞自己的信號。

但這種傳遞信號的方式本身，就在增加着戰爭風險，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戰爭前的準備活動。你怎麼能夠確信，那些部隊只是在演習，而不是在準備入侵呢？你怎麼能夠確信那些增援是用於防禦，而不是用於進攻呢？

更重要的是，戰爭本身，其實也是一種傳遞信號的手段。在現實世界裡，一個國家所面臨的談判從來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在戰爭中展現自己的實力，就可能建立一種威信，讓自身在後續的談判中處於一種有利地位。比如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戰爭，就起到了一種威懾效果，讓俄羅斯在後續對周邊國家的談判中處於一種相對有利的地位。

反過來講，如果一個國家總是妥協，那麼其他國家可能會認為該國戰爭意願不強，從而在談判中陷入不利。比如在冷戰中，即便朝鮮和越南的戰略地位並不重要，但美國擔心放棄這些地區會體現自身的軟弱，讓蘇聯進一步擴張，因此「不得不」跳進戰爭的泥潭。

放到現在也是一樣的，即便烏克蘭未必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有多重要，但他們也仍然會擔心如果不能成功「保衛」烏克蘭，是否會有損自身形象，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

總而言之，在Fearon看來，戰爭的理性解釋之一，便是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而重點不在於信息不對稱本身，不在於各方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而在於各方都有理性的動機去傳遞錯誤信息，從而導致各方錯誤估計形勢，使得談判破裂。

承諾問題：我怎麼相信你做的是真的？

但是，即便各方的信息是相對透明的，各方對於實力和意願都有着真實的判斷，知道利益該如何劃分，也並非一定能夠達成協定，避免戰爭。因為協議總是需要執行的，如果一方不相信另一方信守協議規定的承諾，那麼談判就一定會破裂，戰爭就難以避免，也就是所謂的「承諾問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簽訂協議，不只是依靠對方的承諾，往往還要依靠第三方的團體，主要是政府，通過強制力來監督協議的遵守。如果對方不遵守協議，那你可以告到法院讓對方付出代價。

但是國際社會是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來作為這個第三方的，國際組織當然可以給壓力，但是不可能形成一個足夠強的約束，不然這個世界上早就沒有戰爭了。歸根結底，國際協議的達成還是要依靠各方的自覺。因此，即便國家的理性決策者們知道如何談判讓各方利益最大化，也不敢輕易相信對方的承諾。

Fearon總結，「承諾問題」有三種可能的形式。

第一種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先發制人戰爭」。想象動作片裡兩個拿槍指着彼此的人，他們當然可以達成協議同時放下武器，但沒人真的相信協議會得到遵守。因為一旦有人背棄承諾，他就可以直接消滅對手，而遵守承諾放下武器的一方沒有任何手段加以反制。

如果把這個類比放到國家上。假如戰爭特別偏向於進攻方，先發制人的一方具有極大的優勢可以徹底打垮另一方，那麼背棄承諾開戰的誘惑就會特別大，那麼對於理性的決策者來說達成協議就更加困難。

但Fearon認為這種「先發制人戰爭」的情況畢竟不會特別多。國家畢竟不是人，大部分國家一般都能偵察並承受對方的突然襲擊並加以反擊。但一定程度上，這個問題在烏克蘭危機中是存在的。俄羅斯當然不用擔心烏克蘭先發制人，但是烏克蘭肯定會忌憚俄羅斯的能力。畢竟雙方的實力極其不對等，俄羅斯的先手進攻很可能摧毀烏克蘭的大量武裝力量，那麼烏克蘭對於俄羅斯的承諾抱有懷疑也是理性的。

第二種承諾問題，是「預防性戰爭」。出於衰落中的守成國家為了避免上升中的新興國家在未來的進攻，可能會預防性地進攻新興國家，讓這兩種國家之間很難達成協議。比如傳統觀點就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源，就是因為衰落中的斯巴達恐懼崛起的雅典，所以不得不發動戰爭。這種邏輯經常用來形容守成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衝突，包括中美之間的衝突，也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Fearon實際上不贊同傳統的理解，他認為這種「預防性戰爭」並不需要疑慮和恐懼這類非理性因素，也不需要新興國家真的有進攻意圖。如果我們想象一個無限重複的談判，每過一段時間，守成國家的實力都會下降，新興國家的實力都會上升。即便雙方都是完全誠懇透明，不存在誤判，那麼每隔一段時間新興國家都可以要求新的談判內容，獲取更多的利益，而理性的守成國家必須接受新的協定，被新興國家蠶食利益。那麼對於理性的守成國家來說，利益最大化的舉措，就一定是在一開始趁自己實力強大時，就通過預防性戰爭解決掉新興國家，以避免夜長夢多。

這種預防性戰爭的邏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中可能不存在，畢竟二者的力量再此消彼長，烏克蘭也不可能強過俄羅斯。但換個角度想，假如烏克蘭未來真的加入了北約，或者完全獲取了西方的軍事支持，那麼烏克蘭的相對實力就會不斷上升，從而引發俄羅斯的擔憂，逼迫俄羅斯先下手為強。所以單純從這一角度看，烏克蘭積極尋求加入北約和爭取西方軍事支持，反而有害於自身的安全地位。

如果我們進一步從北約和俄羅斯的相對態勢中看，北約不斷東擴看似是擴張了自己的實力，但是也只會讓俄羅斯更加確認北約和西方不會信守承諾，讓俄羅斯擔憂北約在未來的威脅，從而增加了衝突的風險。

最後一種承諾問題，是「綏靖難題」。比如，如果協議劃分的利益有利於一方在未來的軍事實力增長，那麼一方就完全有動機在未來破壞協議，而另一方就寧可訴諸戰爭也不願達成協議。比如二戰初蘇聯向芬蘭要求戰略要地作為與德國的緩衝，並向芬蘭提供了領土補償，但芬蘭恐懼於蘇聯會利用獲取的領土進一步吞併芬蘭，於是拒絕了協議，導致了蘇芬戰爭。

同樣的難題顯然也存在於如今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是擔心西方背棄承諾，利用烏克蘭的戰略地位繼續對俄羅斯施壓。反過來說，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拒絕俄羅斯的要求，是因為烏克蘭也擔心俄羅斯得寸進尺，利用烏克蘭東部地區作為跳板進一步蠶食自己的領土。

了解這些有什麼用？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在《戰爭的理性主義解釋》中，Fearon首先是指出，即便對雙方來說戰爭的收益大於成本，也仍然存在雙方共同獲益達成協議的談判空間，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理性決策者總應該有談判來避免戰爭的可能性。

但是為什麼戰爭仍然可能爆發？一個機制是信息不透明，且各方都有動機去扭曲信息導致戰略誤判，那麼談判就無法達成，戰爭就容易爆發。而另一個機制則是「承諾問題」，即便是在決策者具有理性，信息完全透明，雙方不存在戰略誤判的情況下，各方仍然可能擔心協議不被遵守，從而導致談判破裂。

反過來講，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戰爭，光呼籲理性克制什麼的是不夠的。因為正如剛才論證的，理性反而更可能是促成戰爭的條件之一。那麼如何實現和平，就取決於如何更好地傳遞信息，如何更好地促進各方遵守承諾打消疑慮。

當然，現實問題永遠是複雜的甚至矛盾的。比如根據我們剛才的思路，促進和平的手段之一恰恰是武力的動員和戰爭的威脅，而這些手段反而又會升級局勢導致戰爭風險。而這些矛盾，更說明了烏克蘭危機為什麼難以解決，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這裡仍然是國際關係的火藥桶。

雖然Fearon在論文中所構建的是一個理性的模型，看似忽視了現實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但這種理性的分析框架，其實也有助於我們去分辨現實中的非理性因素。當我們知道理性的決策應該怎麼做的時候，我們就更能看出現實與模型的偏差，從而意識到非理性因素在何時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起作用。

當然，如果我們非要較真，其實Fearon的論文裡面也沒有特別出人意料石破天驚的內容，都是我們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東西。畢竟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不一樣，不可能提出相對論這種顛覆性的理論。同樣的道理，我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真的拿一篇社科論文來指導現實決策，人類社會跟自然界不一樣，沒有確定不變的引力規律可以發現並遵守。

因此，我們不能說你看了這篇文章，你就能完全理解烏克蘭發生了什麼，預測烏克蘭和俄羅斯會不會發生戰爭，這是不可能的。

那我為什麼要在這裡搬運一篇論文呢？因為不論對錯與否，它畢竟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光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烏克蘭危機，也可以理解其它曾經發生或者將要發生的危機。國家間的關係對普通人來說看似遙遠，但總會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到每一個個體，那麼多了解一些分析框架總歸是有用的。更不用說，很多國與國之間的分析思路其實也可以用於人與人。

對我個人來說，在2022年重讀Fearon這篇1995年的文章，其實有些時空錯亂的感覺。因為這種純粹從現實主義角度解讀戰爭與和平的思路，更像是冷戰對抗遺留下來的產物，而不是近些年西方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的思路。

新一代的自由主義學者更傾向於認為國與國的關係不用那麼冰冷機械，戰爭和對抗的年代早已經結束，國家間的承諾是可信的，任何的違背都會被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所約束。所以他們更喜歡討論什麼軟實力啊，國際組織啊，國際法啊，超國家主權啊……等等這些東西。即便美國自己連國際法庭都拒絕加入，也不妨礙美國學者熱衷於討論國際法如何制裁戰犯。

所以俄羅斯的存在，烏克蘭危機的升級，頗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感覺。不管什麼意識形態宣傳，不管什麼經濟制裁，不管什麼外交孤立，俄羅斯用實際行動在證明，無論這個世界有多少複雜的因素，國際關係歸根結底仍然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戰爭能力。

回歸本質，你在談判桌上能得到什麼，仍然取決於你在戰場上能得到什麼。

我想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決策者，都過於沉迷於自由主義的辭藻，而忘了這些基本的東西，需要一點Fearon這樣的現實主義思路來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