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胡先生的學問，雖有微辭；於胡先生對文化的態度，雖有責難；但一貫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我雖然有時覺得以他的地位，應當追求得更勇敢一點；但他在自由民主之前，從來沒有變過節；也不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為了一時的目的，以枉尺直尋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手段。不過，就我的了解，即使是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應當講，他願意講，而他卻一樣地不能講的話。依然有他應當做，他願意做，而他卻一樣地不能做的事。他回到台灣以後，表面是熱鬧，但他內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書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沒有兩樣。或者還要深切一些。即使是與他關係最深的朋友，在這種地方，對他也無所幫助。有一位胡先生的後學曾經和人說：「胡先生只和我們講講學好了，還談什麼自由民主，和許多不相干的人來往幹什麼?」其實，作為中國的一個知識分子，把自由民主的問題，能放在一旁，甘心不聞不問，而只以與世無爭的態度來講自己的學問，這種知識分子，他缺少了起碼的理性良心；他所講的學，只能稱之為偽學，或者是一錢不值的之學；在這一點上，胡先生會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然，這種意思，越是對他親近的朋友，越是無法講出；真正講出，表面的熱鬧，也不能變持了。他之所以依然是一個悲劇的偉大書生，原因正在於此。假使他死而有知，會和活在的人是同樣飲恨的。」
「我常想，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台灣，則既無兵，又無將；即是既無青年，又無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對現實的；因此，這便更削弱了他對現實發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內心的苦悶乃至痛苦。」
「我常想到，生在歷史專制時代的少數書生，他們的艱苦，他們內心的委曲，必有千百倍於我們；所以我對這少數書生，在他們的環境中，依然能吐露出從良心血性里湧出的真話，傳給我們，總不禁激起一番感動，而不忍隨便加以抹煞。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的良知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的徹底結束。」
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方面，徐復觀與胡適有着巨大的認知鴻溝。徐覺得傳統文化里有可以與現代社會接榫的好東西，胡卻深信傳統文化不可能提供出路，且常寫文章、做演講來闡明這一點。以致於徐一度痛罵胡，說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
其實，徐、胡二人皆明白，他們爭論的只是路徑，目的地並無不同。所以，胡去世後，徐會寫文章來悼念，且能寫出胡適四十餘年維持清望不墜且做到「中央研究院」院長，乃是「這一時代中最幸運的書生」，卻也「依然是一個悲劇性的書生」這樣痛徹肺腑的話來。早上看了一則完整教學視頻被青年們惡意剪輯的消息，也愈加感覺到，徐復觀這幾段悼念胡適先生的文字，尤其是關於悲劇、青年和良心血性的部分，實在是極好，不會過時。
之前寫過幾篇與胡適先生相關的文章，一併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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