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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它既是一個古已有之的國產詞,也是一個近代才引入的舶來詞。

說它古已有之,是因為這個詞,至晚可以追溯到《周禮》中的「掌國學之政」,此後又屢見於各種典籍史冊。比如《文獻通考》里說唐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明史·選舉志》里說學校分「國學」和「府州縣學」。這些「國學」,都是指朝廷控制下的教育機構。用清代《欽定國子監志》的解釋就是:

「國學者,天子之學也。」

該涵義層面的「國學」一詞只活躍到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它埋入塵埃,成了一個歷史概念。

今人耳熟能詳、以本國典籍和傳統文化為內涵的「國學」概念,是從日本舶來的。如歷史學者姜義華所言:「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何謂美國『國學』、英國『國學』、法國『國學』、俄國『國學』。日本倒是有過所謂『國學』,『國學』這一詞彙其實亦發源於日本。」(姜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光明日報》2010年11月15日。)

在日本,「國學」的發展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江戶時代,「國學」作為儒學與佛學的對立面存在。代表人物是江戶時代的「國學四大名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與平田篤胤,他們致力於整理日本古典文獻,重構日本古代的歷史、文化與制度,將之統合在「國學」概念之下,以對抗外來的儒學與佛學。

第二個階段是明治時代,「國學」作為西學的對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志賀重昂、三宅雪嶺、井上丹了、小中村義象、芳賀矢一等人。他們號召保存國粹,強調日本人有自己獨特的「國民性」,以對抗當時的「歐化」風潮。

無論是江戶時代,還是明治時代,日本「國學」始終帶有明顯的排外色彩。本居宣長主張學好漢文,理由是只有這樣才能讀懂「唐國之書」,才能「善悟彼國種種惡事,更堅固大和魂」。芳賀矢一則認為,「西洋社會的單位是個人,因此他們的國家是由個人組織起來的。但在我們這裡,國家是家的集合」,所以日本民族與西洋民族是不一樣的。

大概在1902年前後,日本的「國學」一詞,開始進入中國知識分子視野。該年,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貞吉勸他說,如果要辦西學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梁啓超在日本謀劃創辦《國學報》,黃遵憲還建議他先寫一部《國學史》。

1905年,鄧實、黃節、劉師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國學保存會」,創辦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在「國粹學報序」中,鄧實承認自己使用的「國粹」一詞實乃「日本之名辭也」。他也承認,自己拿來日本詞彙來用,「其名辭已非國粹也」,已算不得中國固有的東西。好在「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詞彙來自日本,詞彙所指的典籍文化仍是中國的。

其實,為了與近代文明接軌,晚清知識分子自日本「進口」了大量詞彙,「國學」與「國粹」只是其中之二。

這種「詞彙進口」,曾引起清廷的警覺。1904年初,清廷頒布了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擬寫的《新定學務綱要》,對自日本「進口」詞彙的現象提出批判,並列舉了一批官方認定的不合時宜的「進口詞彙」:

「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字不宜者亦復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閱者界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


《綱要》命令全國大小文武學堂:「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此後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檢點,切勿任意效顰,……如課本日記考試文卷內有此等字樣,定從摒棄。」

批判也好,禁令也罷,都是徒勞。這些被清廷官方認定不妥的「進口詞彙」,幾乎全部沿用至今,已成為現代中文無法割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學」一詞也是如此。不管這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如何難以確定,如何充滿爭議,都已很難將之從中文世界裡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知識界自日本引入「國學」一詞,本意並不是為了和「西學」對抗,而是為了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他們提倡國學,是為了向國人強調,近代文明的很多因子,中國文化中也曾出現過,只是被皇權壓制不能得到推行,國人可致力於時代變革,不必在文化上有自卑情緒。

所以,在梁啓超、鄧實、黃節與章太炎這批中國最早提倡「國學」的知識分子看來,「國學」的對立面不是西學、洋學,更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學」與「官學」;「國學」屬於國粹,「君學」與「官學」則屬於國渣。

比如,梁啓超在《國學無用辯》中說,「無用者,君學也,而非國學」,那什麼是「君學」呢?君學就是歷代帝王所推崇的的那些東西,如《商君書》《韓非子》和閹割過的儒學;「國學」則是「一二在野君子」所著,「為帝王所不喜」,世人也不太知曉的東西。

梁啓超的看法,與鄧實相近。鄧實說,國學與君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為了國家好,後者是為了皇帝好。歷代科舉取士所學的東西,都屬於君學,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顏元這些人留下的學問,才能算作國學。

這批最早提倡「國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反對以「國」為界限來劃分「國學」。黃節在1902年撰文解釋「國粹」,便說得很明白:「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予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本國固有的好東西,能夠繼承下來,可以算國粹;向他國學習引進的好東西,適用於本國,也是國粹。那種以本國特有之物為國粹的看法是錯誤的。

這是清末知識分子引入「國學」一詞的初心。遺憾的是,這種初心很快便消失了。

祝朋友們聖誕節快樂。

關於聖誕節始末,可參閱舊稿:《誰會拒絕快樂、自由與仁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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