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糾結到熱愛，現在的他說：走進煤礦，就像推開了自己家的門
有這麼一位攝影師，他獲得金像獎的作品——《中國煤炭30年「冰與火」》記錄的是中國煤炭行業變化最大、起伏最大、反差最大的30年。煤炭行業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他步履不停，留下最真實的影像歷史。他就是著名攝影家、中國煤礦攝影家協會主席張兆增。張兆增：我叫張兆增，50後老頭兒，從事攝影大概有40年了，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一直在做攝影這一行。張兆增：文革以後我進入了人民大學的書報資料社工作，當時在大學裡邊按照規矩，每天上午10點和下午3點多的時候有兩次休息，大家就在院裡遛彎或者是跳繩什麼的，我就鑽到圖書館去，天天在裡邊翻書，因為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才小學一年級，沒看過這麼多書，有潛入書海的感覺。後來看到關於前蘇聯的攝影畫冊，還有文革前的《大眾攝影》《中國攝影》，就翻着看，越看越感興趣。再後來又看了有關暗房沖洗膠捲，放大照片等方面的書籍，拿本把各種沖洗膠捲、放大照片的藥水配方一一記錄下來，自己在家摸索着干。當時很多藥粉的名稱、藥粉的功能，顯影液配方都能背下來，就這樣慢慢開始喜歡上攝影。喜歡攝影一段時間以後就到了上世紀80年代，在去香山或者頤和園遊玩的時候給同學、同事拍照，拍回來自己在碗裡邊沖膠捲。但後來看書又覺得說照相不是給人拍紀念照，還能搞創作，這麼着開始攢錢買相機、買膠捲，到處拍風光。1983年，我加入了劉嘉瑞老師創辦的北京廣角攝影學會，在協會結識了賀延光、解海龍、徐勇、劉占坤、彭宏、崔新華等拍紀實攝影的朋友。進入影會以後，眼界大開。感覺廣角影會跟我是一個路子，它主張用廣泛的角度去記錄百姓生活，就這麼着把之前自己胡拍的那種玩法放棄了，等於言歸正傳，大家都一塊去拍紀實作品，一直拍到上世紀80年代末。那會兒特別想進新聞單位，做專業攝影記者，但是我沒有大學學歷，報社是進不去的。我們下班後就騎着自行車上夜校，玩命似的，後來考上電大新聞系，拿這個文憑當作進報社的一塊敲門磚。當時我們好多人一起，解海龍、劉占坤、彭宏，還有我，許多廣角人都是這麼着拿到文憑走上了專業道路的。我是1988年到的《中國煤炭報》，一直到我退休，在煤炭系統拍了30多年。張兆增：也不是，剛開始沒有那麼多的挑選餘地，我也是想去《人民日報》或者《中國青年報》，那會兒大家都是削尖了腦袋鑽，但是報社的攝影部人員是有限的。其實能夠到煤炭報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當時想的是不管去哪個報社，可以先干專業，心裡邊就特踏實，所以我就去了煤炭報。在去煤炭報之前，對煤炭行業是兩眼一摸黑，就覺得這個行業很艱苦，當時真是有點不想去，但是沒有什麼別的可選擇。如果有別的選擇，比如說《人民日報》《工人日報》，或者是《經濟日報》，當時的我肯定就不會去煤炭報了。那會兒社會上對煤炭行業的認知就是很辛苦，而且經常出事故，一說「煤黑子」就是沒文化，但是一想終歸能進到一個單位干專長，我就那麼着去的。煤礦工人在艱苦的條件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1992年，唐山，升井走出井口的礦工。攝影/張兆增
巨浪影像：在當時的環境下拍攝煤炭行業對您來說也是挺有挑戰的？張兆增：對，而且是非常陌生的，說心裡話，前幾次下井都是很害怕的，感覺下去就捂在裡邊。也是這麼一點一點走過來的，而且那會兒煤礦條件確實也沒有現在這麼好。張兆增：第一次下井真有點提心弔膽，是在遼寧的鐵法礦務局。換衣服的時候心裏面就有點肝兒顫，而且井下都是瓦斯。在下面閃光燈絕對不能用，那會兒還是膠片，100度、400度，到了後期才能買到800度、1600度和3200度高感的膠片，到井下去就是漆黑一片，拍攝條件很艱難。反正前幾次都是很害怕、很糾結的，只好硬着頭皮下，因為報社有採訪任務，不下不行。巨浪影像：您拍攝煤礦題材中，在哪一刻心態發生了轉變，不再是為了工作去拍攝，而是為了自己喜歡或者想要記錄的心情去拍攝？張兆增：去過幾次以後，害怕的感覺慢慢就淡了，而且下去的時候一般都是有瓦斯安檢員跟着你，井下通風系統也沒有我想象得那麼差。當然也有一些南方條件很艱苦的小礦，比如說江西的安源煤礦，我印象特別深，在井下等於是爬着過去。南方礦的地質條件可能不如北方、不如山西、不如內蒙古。2020年12月到了一趟雲南，那裡的一個國有煤礦的年產只有60萬噸，很多北方煤礦一天礦產就能超過它的年產，所以資源是老天給的，沒有辦法。整個心態變化是我去了三四次以後，一個是感覺越來越喜歡煤礦工人，因為產業工人裡面，我覺得煤礦工人非常艱苦，而且條件很差，但是煤礦工人非常可愛。現在有兩個報紙，一個是《中國煤炭報》，還有一個是《中國安全生產報》，主管單位是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十九大後，成立了應急管理部，所以我們又從《中國安全生產報》變成了《中國應急管理報》，這兩份報紙涵蓋了應急管理部的28個行業，後來我又跑了石油、石化、天然氣、電力、民航等行業。但只有煤礦採訪使我感覺到就像推開了自己家的門。我特別想用自己的照片改變社會的認知，煤礦雖小，五臟俱全。當時有幾種社會認知，一個是「煤黑子」沒文化，一天井下跟耗子一樣刨煤，上來就是喝酒。還有一種就是煤炭黃金十年的時候，一提煤炭就是小煤窯、煤老闆，有的是錢，大馬路上撒錢的感覺，也不能說不對，但是有一點太偏激的印象。其實我覺得煤炭行業的人是非常可親可愛的，礦工下了班以後，年輕人在酒吧喝酒聊天，跟社會上一樣。礦區就是一個小社會，有健身房、歌廳，煤礦工人也會去拍微電影，社會上流行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我看到了，我就想用我的努力去改變那些刻板印象。中國煤炭「黃金十年」。礦工在礦區開的「根據地」酒吧消費，每天都有許多礦區年輕人來此歡聚。攝影/張兆增
巨浪影像：當時礦區的人被隔絕在一個「真空」地帶，外界對他們有誤解，他們自己沒有辦法說出這個誤解。張兆增：現在這種感覺越來越淡了，因為隨着現代化和科技的發展，煤礦井下和井上的安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各種宣傳，現在社會對煤礦工人的印象已經好很多，其實普通煤礦工人在我心中最大的特質就是兩個字：憨厚。黃金十年那會兒，一說煤老闆就是「土豪」，全是那種認知，但現在我覺得慢慢在變。我去過一次雞西，遇到一個雞西的個體煤老闆，他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比如給雞西市的孩子加餐，購置文化用品、書包什麼的，好多煤老闆都在做他心中的公益事業。巨浪影像：您是見證了煤炭行業30餘年的發展和變遷，在這個過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張兆增：一個是艱苦十年，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那段時間，那會兒的煤礦工人工作條件非常差，下井的衣服都露着棉花。那時，咱們國家處於改革開放初期，960萬平方公里基本上屬於百廢待興的狀態，不管你是煉鋼也好、煉鐵也好、建築也好，甚至燒石灰、燒水泥等等方面，都離不開煤炭，因為中國能源主要是煤炭。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包括咱們北京建的立交橋等，沒有煤礦工人的努力，這些都是不可能達到的。我有一張照片，煤礦工人坐在露天環境裡拿着飯盒吃涼的麵條，條件真是非常艱苦，我覺得他們非常偉大，默默無聞地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無私的奉獻。黃金十年的時候，我就感覺是處於躁動的十年，不管是小煤礦主也好，還是國有企業也好，都覺得煤礦太有錢了，有錢得都有點走路開始晃了，所以幹了很多，也不能說不應該幹的事情，比如說轉型也好、投資也好，總之這兒撒點那兒撒點，什麼都做。但是有好多都做賠了，尤其是那些煤老闆們，我也採訪過好多。黃金十年整體感覺就是比較浮躁，沒有那種好的企業家精神，仔細思考掙來的錢應該去做什麼。如果略微把錢用好了，到後來寒冬十年的時候，礦上也不會兩三個月不發工資，工人們也不至於那麼拮据。1989年，北京門頭溝煤礦，礦工乘坐人車準備下井工作。攝影/張兆增
巨浪影像：您平時是怎麼捕捉這些礦工最真實的畫面呢？張兆增：我一般都是拍完報社給我的採訪任務之後再在礦上轉一轉，這是我的習慣，也算是我的一個愛好。如果是傻小子打醋，採訪任務完了就走，我今天可能就拿不出煤炭系列的好照片。我不管到井口也好、到礦區也好，還是到職工的食堂和洗衣房，我都轉着去拍。但有時候你拿着相機過去就拍，人家肯定反感，所以我就背着相機先聊聊，你姓什麼，多大歲數。礦工基本都抽煙，遞他根煙，聊一會兒，你再舉起相機拍就非常自然了。有一次我碰到一個礦工，遞他一根煙，因為他當時正好抽着一根煙，他就把我給的煙擱在耳朵上，等過一會兒，當他把煙抽的只剩過濾嘴前面一點的時候，他把我那根煙拿下來一捻煙絲，我馬上就明白什麼意思，就是把煙絲捻出一點，把過濾嘴套上，一下連過濾嘴都給抽掉。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時候，他連過濾嘴都捨不得扔，因為過濾嘴裡面全部都是尼古丁，是最過癮的一段。我當時一看，特別驚訝，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幕，你就想想當時工人艱苦到什麼份上。巨浪影像：您這30年，是不是跑遍了中國大江南北的煤礦？張兆增：只有西藏我沒去過，高原反應太厲害，剩下的我基本都去過了，青海、新疆、寧夏、甘肅；往南有湖南、湖北、廣東；北方的就更別說了，基本都去過。張兆增：最驚險的一幕就是我和一個文字記者去吉林的琿春礦務局採訪，到的第三天還是第四天，我們採訪任務還沒有完，吉林省白山市江源縣的一個個體煤礦李德增礦發生透水事故，是小煤窯，死了七個人。當時報社就給我們打電話，說離我們沒有多遠，讓我們趕緊去看看。到那兒以後，我們和一個央視的記者想要一起下井拍搶險過程，我們就從運工具和走人的副井往下走，大概走了500米左右的時候，十四五輛拉煤矸石的斗車從鐵道上面下來，離我們大概有300米的時候，車就跑出軌道了，一出軌以後，這些車就跟泥石流似的，順着就下來了，這是煤礦最危險的事情之一。當時我們一看就趕緊往下跑，原本按照國家的安全標準兩邊的牆上會有避洞，就是在平面牆上隔一段距離就會挖一個大概有1米多寬2米多高的洞，可以用來存放東西或者緊急情況下避險用。結果我們穿着膠鞋，深一腳淺一腳在黑暗環境中往下跑的時候，一個避洞都沒看見，當時我心想完蛋了，如果車推下來，我們就成肉醬了，那些車全部都是鋼鐵的，一輛差不多有一噸多重。我們的記者小伙子在我面前腳一滑就出去了，我一薅他脖領子就給他提溜起來，一下摁在牆上，都不知道哪裡來的這麼大勁。當時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那車跑着跑着突然間停住了，我估計可能是上面那個絞車停了，絞車司機應該是一個老師傅，可能他感覺出來車不是按照正常的鐵道走，緊急拉下剎車。車大概在離我們20米的地方停下了，如果再往下沖，我們就成肉醬了。可以感受到當時小煤窯混亂到什麼地步，明明知道有三位記者下去了，還下貨，下人的時候不許下貨，這是明文規定的，這是第一。第二，正常礦井應該在二十幾米就有一個避洞，如果要有那個避洞，我們三個躲進去，也不會有什麼事情。這是我在採訪煤礦當中印象最深、最生死攸關的一次，那會兒是2002年7月8日，透水事故發生在7月6日，我記得很清楚。巨浪影像：當時都已經跨過2000年了，想不到小煤窯的管理還如此混亂。張兆增：對，那會兒全國的小煤窯很泛濫，而且事故很多。當年山西富源煤礦透水，造成22人遇難，家屬來了以後，把家屬都給轉運到對面的陝西去處理後事，山西這邊各種掩蓋真相。最後我拍的那張片子，他的親屬拿着一張協議書，上面摁着手印，我拍的時候沒有太注意，回來在電腦上一看，「死亡，一次賠償1.8萬元」，如同賣身契一樣。2002年，山西富源，礦上對遇難工人的賠償協議書。遠處站立者是協議書上遇難礦工的母親。攝影/張兆增
有一部電影叫《盲井》，是根據我們報社編輯劉慶邦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他現在已經是北京市作協主席了。這部電影就講那時候有人會到縣城把人騙到小煤窯，弄一假身份證，等下了井以後，就拿煤石砸死，對外說是自家親戚以獲得賠償，其實這人他根本就不認識。當時在那個時代，各種混亂都有。後來有一個記者跟我說這都不新鮮，新鮮的是什麼？東北一些地方到晚上5點，老公給媳婦兒打洗臉水，讓媳婦兒洗臉化妝站街去。後來我還拍攝了好多資源枯竭的礦井，比如陝西的王石凹煤礦，山上連草都不長，這煤礦資源一沒有，礦上的一兩萬人能去哪兒？想找任何一個就業機會都沒有可能，除非出來，但是有能力出來的人又有多少？2015年，陝西銅川，王石凹礦因資源枯竭宣布破產，礦廣場分流工作現場。攝影/張兆增
我正好想拍這個。其實這種破產的礦區根本不願意被拍，之前我在重慶拍過一次工人分流買斷，就是用差不多1萬多元錢讓你提前下崗，那次我的相機差點被砸了。這次又點名讓我去，我說什麼意思？原來他們那個礦是前蘇聯給建的，礦山礦井的設計都非常有特色，破產之後想轉換成旅遊產業，讓我們報社給宣傳宣傳，我說那好，我正想去拍。我給他們做了三個版的攝影報道，陝西省旅遊局還專門去那兒調研。像煤炭這種資源一旦枯竭，真是一點招都沒有。所以儘管現在行業風風火火的，但我覺得一定要考慮下面這些員工的將來，防患於未然。巨浪影像：北方有好多城市就是因為重工業或者以煤炭開採建立起來的城市。張兆增：對，北方比如山西有好多城市都是以煤建城，先發現了煤炭、建成了煤礦，隨着煤炭行業的發展，幼兒園、學校、醫院都開始建立，最後成為一個城市，咱們國家有好多城市都是煤炭城市，比如遼寧的撫順、阜新都是。巨浪影像：您剛才說拍到過煤礦工人面對破產時的一些畫面，他們的狀態在您的作品中是什麼樣子？張兆增：工人面對破產很沮喪，很迷茫，什麼都不知道。我的《中國煤炭30年「冰與火」》裡面就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兩邊側面掛着正能量的大標語，車上坐着礦工，他要被分流到60公里以外的一個煤礦，那張照片也是我獲金像獎的一張照片，小伙子坐在車窗前，眼淚在眼圈裡打轉，車外他媽哭得跟淚人似的，他媳婦兒也滿臉是淚，他呢，就是「男兒有淚不輕彈」那種感覺。後來我跟他老婆聊天，她擔心的是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人家礦上原本就已經有幾千人，會不會不習慣環境、會不會有欺生的事情發生，方方面面很多擔憂，所以他媽會哭成那樣。2015年，陝西銅川，母親與媳婦送別親人。攝影/張兆增
巨浪影像：2000年初期，小煤窯特別泛濫，您拍攝過不少反映問題的畫面，有被小煤窯的老闆威脅過麼？張兆增：有，當時那張照片是煤老闆的別墅和礦工住的貓耳洞的對比，那個煤老闆就給我打電話，他說您在北京哪兒哪兒住是嗎？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隨時過去找您。我說你來唄，沒問題。好在這種情況不多，我印象當中好像就這一次。張兆增：我拍過曾經的陝西首富叫高乃則，我在網上看到他是小學二年級水平，通過賣豆腐掙了錢，然後開始倒煤炭。我覺得這人很有經濟頭腦，他買煤礦那會兒是煤炭低谷的時候，剛買完就趕上了黃金十年，瞬間就成暴發戶。他給每戶村民免費蓋了380平米的別墅，所有的格局都一樣，家具，包括鍋碗瓢盆、被褥，都是統一的。陝北村民戴着趙本山那樣的帽子，穿着一個藍衣服，一點也不誇張，肩膀上全部都是沙子，帽子好多褶，褶子裡也全是沙子，穿着千層底納的懶漢鞋，盤腿坐在歐式席夢思上，屋裡的家具都是歐式，羅馬柱那種。這也是我參加金像獎的一張照片，能看到那種戲劇性的衝突。在連草都不長的黃土高原上，建着多瑙河畔邊的別墅，別墅三樓的露台上養着豬、養着雞，很有意思。富裕後的高乃則免費為每家村民贈送380平米的別墅。攝影/張兆增
村口那裡立了一個牌坊，是高乃則親自題字的，我特意到這兒看了看。因為高乃則文化水平有限，他不會寫「乃」，上面寫的是高莊則，很大的一個牌坊，石頭刻的。
村口的牌坊。攝影/張兆增
同樣是在府谷這個地方，我事先跟一家企業負責宣傳的人聯繫好，他們安排了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當我的司機，拉着我去參觀他們的企業。那天我背着相機出來，正好看到一對結婚的，前面是四輛賓利，後面是七八輛路虎，再前面三輛保時捷跑車，我就趕緊掏相機，他說您掏相機幹什麼？我說拍一個，婚禮真豪華。他說這是什麼破婚禮？您沒見過我們這兒真正的豪華婚禮。上車之後，我看着窗外一會兒一輛路虎，我說你們府谷縣城裡這麼多路虎車，他連頭都沒回說張老師，您別眨眼。我說怎麼？他說您一眨眼，可能就有一輛豪車開過去。這時候又過去一輛奧迪Q7，他說奧迪Q7在我們這兒就相當於出租車。府谷縣因為發現煤炭，一夜暴富。攝影/張兆增
巨浪影像：您拍了煤炭行業30多年，也真是見慣了世間百態。張兆增：是的，後來我跟我們陝西記者站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說你能不能給我約約這些煤老闆，我就拍煤老闆，我想用大相機去拍每個人，比如說在他的豪車前面，又或者說他最喜歡的別墅前面。我想不用多拍，拍五六十個就可以辦一個非常的好展覽，可惜最後這個沒有形成。這麼多年，我真是見證了煤炭行業很鮮活的東西。巨浪影像：拍攝這樣跌宕起伏的行業，您會帶着自己主觀的情感去拍攝嗎？您希望向大眾傳遞什麼樣的情感？張兆增：我拍煤礦，首先第一點是為報社工作，拍完以後，我叫「摟草打兔子」，抽出一點時間去拍一些自己喜歡拍的東西。我喜歡拍的東西也沒有特別大的主觀性，比如說我今天想拍一個咖啡，但是你去的那兒沒有咖啡怎麼辦？所以我沒有設定主觀性，就是樸實地記錄一些我見到的能夠感動我的事情。中國攝影家協會在第27屆國展推出了「長期關注」，我是國展第26屆、第28屆紀實類評委。我講課的時候專門講了我認為的長期關注是什麼樣的，一種是主觀的長期關注。比如映·紀實攝影獎獲獎的作者李欣拯拍的《怒海謀生》，是關注遠洋打魚的人，他用了五年時間，出海2萬多公里，各種顛簸各種辛苦。因為中國的漁業在近海基本都快打沒了，魚都很小，只能到遠海去打，但這又牽涉到一個污染的問題，再一個是涉及領海的問題，他關注和記錄這些事情。我覺得不管用五年還是幾年也好，他有一個主觀意願，就是我知道這個事，我想為這個事記錄一下，我覺得這個長期關注是主觀的。但是你剛才問我抱着什麼目的去拍煤炭行業的照片，其實沒有，我沒有主觀性。我這30年就是記錄，這期間可能記錄了5萬多張照片，最後我從這裡面選出30張去參加金像獎。當時申報獎項的時候，我把我之前所有煤炭獲獎的照片洗出來了，鋪了一片，越看越亂，每張拿起來看都是一張好照片，但是你放那兒以後根本串不起來。比如我有一張照片講的是貴州氟中毒，氟中毒是什麼？就是貴州有一種煤叫雞窩煤，不用挖礦，拿鐵鍬鏟三尺深，就能剷出煤來，煤層很淺，所以貴州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不用買煤，村口、家門口剷出來就是煤。但是這煤裡面含氟特別多，貴州又叫「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特別是秋收季節，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給糧食曬太陽，所以收的莊稼不管高粱也好、玉米也好，都掛在屋裡房頂上，底下點着煤火。但是這煤裡面含氟，蒸發在空氣中，人吸進去以後容易中毒，還有它附着在糧食上，人吃那糧食，就會氟中毒，輕的全是黃牙，還有小碎牙，厲害的骨頭骨節都變了。我有好多這樣的作品，不少是得獎的，都是金獎、銀獎。但仍舊理不出頭緒，後來我晚上睡不着覺，突然間想到了煤炭這幾十年的發展，從改革開放的艱苦十年，到黃金十年，像股市K線圖，從2000多點一下到6000多點，我瞬間想到煤炭行業也是這樣的K線圖。艱苦十年的時候，煤礦企業想要把款拿回來得求爺爺告奶奶，陪着一起喝酒。等到黃金十年，電廠背來整麻袋的現金，往那兒一放，裝卸工都不用礦上的，電廠的人自己帶着裝卸工來搬貨，到後來寒冬十年的時候就是各種欠賬。2007年，大同，中國煤炭「黃金十年」史上規模最大的行業運動會召開。攝影/張兆增中國煤炭「黃金十年」。地處礦區中的鄒城市在2010年5月舉辦大型婚姻聯誼會，為礦工的婚戀牽線搭橋。攝影/張兆增中國煤炭走入「寒冬」。不能接受煤礦破產的礦工。攝影/張兆增中國煤炭走入「寒冬」。2014年12月，黑龍江鶴崗，小窯工在理髮，三個礦工家屬坐在炕上發呆。攝影/張兆增所以當我腦子裡想到這個以後，我說有了，第二天我就找到煤炭報的總編，姓封，跟我關係特別好，我們都稱他封爺。我就把這些東西跟他一說，他說金像獎你拿上了，還一起把名字定成了《中國煤炭30年「冰與火」》。前面10張，那會兒是膠片時代，是黑白的，黑白膠捲。但後面這20張已是數碼時代，全部都是彩色的，這樣一看就會特別亂，10張黑白20張彩色。我就根據煤炭行業發展的興衰起伏將最後寒冬十年的照片顏色全都去掉，改為黑白片。這一系列就等於開頭和結尾是黑白的，中間那黃金十年是彩色的，編完以後效果非常好。鋪墊這麼多是想表達什麼意思呢？就是想說我是沒有準備的，我拿這組作品去參加金像獎也是順其自然的。但是這個題材是我長期關注的，這跟我的職業有關係，因為我是煤炭報的記者，方方面面我都喜歡拍，我喜歡記錄人性本質的東西。中國煤炭30年我是見證者，這麼一組作品是非常有故事性的。其實有些照片跟我獲金獎的沒法比，你一看「這什麼破照片」，比如高乃則那張別墅的照片，我在一道山樑上拍下去，什麼畫面都沒有，一點構圖都沒有，但是它是我這講的故事裡面不可缺少的一張照片，非常有說服力。所以獲獎不是說每張都是特別優秀的，但你記錄下來了，表達了你的觀點，就是非常好的作品。也不是帶着想法去拍煤老闆或者最底層工人，我就是看見了能夠打動我的畫面。我講課的時候老講，你要是背着這個相機是為了領工資，只當作是工作，那你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如果你想拍一些好照片，首先有一點就是你得有興奮點，如果這瞬間不感染你，你激動不起來，那快門按不按其實無所謂，那照片就不可能感動別人。你自己先得興奮起來，恨不得熱淚盈眶地拍下來的，我相信才能感動別人。張兆增：沒有，我越拍越喜歡這個行業。如果是我剛到煤炭報的時候，光明日報說「兆增，你來我們報社」，那我肯定就馬上走了，那會兒等於是門外漢不知道。但到現在，我覺得那麼多行業中最能出彩的照片就是煤炭行業，因為其他行業大多數都很機械化。我去大慶石油很多次，去了以後一個人都見不到，全是管子，到電廠去全是大屏幕，你說你怎麼拍？但是你到煤礦去，太鮮活了，我有好多非常鮮活的照片。我說我跑了這麼多行業，包括石油、電力、鐵路、民航，我覺得煤炭是非常能出彩的。張兆增：對，有人情味，很生動、很有意思，我不是想離開，我是越拍越喜歡這個行業。巨浪影像：近年來大家都在談新能源，感覺煤炭已經是早晚被取代的傳統能源了，但2021年的限電，煤炭這個資源又重新進到了大家的視野，您對這件事怎麼看？張兆增：2021年9月還是10月，《中國攝影報》做了一個攝影工作坊，我跟一個年輕的70後攝影師作為導師，帶了五個學員去神木拍能源，其中有你說的新能源，比如風電、光伏。但是整體下來，最出彩的、最重點的還是煤炭，因為風電也好，光伏也好，包括石油也好，占中國能源比例太小了，中國的能源，主項還是煤炭。至於你說的煤炭將來怎麼發展，或者將來會不會被邊緣化，咱不是專家，我也不敢說。現在煤炭行業一直在喊「保供電」，反正就目前來說，我覺得主要能源還是煤炭。巨浪影像：現在的煤礦工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不是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張兆增：對，變化非常大，現在的井下還專門有礦工喝茶的茶室，喝咖啡的咖啡室，前提是國有現代化的煤礦。當時我剛進煤炭報拍了很多礦工從井下上來蹲在門口，把礦工帽往地上一扔，滿臉全是煤灰，他們8小時工作制，但是從換衣室走到工作地點，有的要走10里地，從那兒下了班，再走上來，他們得需要10個到12個小時，所以上來以後第一件事先蹲那兒抽煙。現在礦上你根本見不着黑臉礦工，也絕不可能從井下上來就蹲那兒先抽根煙。昨天我們還聊天，說起有好多照片當時不見得是好照片，但經過10年、20年，你再回頭看，它們突然成了一張張很有意思的照片。比如像我拍的一些照片，現在很多人想拍，對不起，沒有。因為隨着社會的進步，這些場景已經看不到了，我拍礦工躺在地下，特自然，一個趴着，一個躺着，倆人叼根煙，就等着下井的時間。但現在根本見不着，這絕對危險，違反安全規定，所以變化非常大。尤其國有現代礦井，我拍的那個礦工食堂，大禮堂似的，裡面小橋流水，養着錦鯉，工人買飯還得過一座小橋，那是一家實力非常雄厚的國有現代化礦。隨着技術進步，煤礦逐步實現現代化生產，為保證井上井下整潔的工作環境，工人進出井都要將膠鞋沖洗乾淨。攝影/張兆增
現在像我說的安源煤礦，江西、湖南、湖北的小煤礦，比我當年看到的也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在，人的概念也不一樣了，那會兒就是上班掙錢，現在好多工人都是大學生或者研究生。所以跟我們這一代，甚至比我們再大一代的礦工相比，文化素養什麼的都不一樣了。而且現在很多礦區都實現了現代化，使用無人開採技術或者機器人開採。巨浪影像：在您攝影的這40餘年，紀實攝影到底應該如何定義呢？張兆增：紀實攝影爭論很大，包括到底是叫紀實攝影還是紀錄攝影，這個都在爭論，有人說翻譯錯了，國外叫記錄攝影，咱們給翻譯成紀實攝影，而且人家是記，言字邊，咱們翻譯成「紀」，我覺得這些爭論沒有什麼意思。憑我本意來說，我覺得記錄攝影也好，紀實攝影也好，看到的東西或者取捨的東西一定要是真實的，而且還有一個，不要去擺布。比如我剛才給你舉的那個例，上世紀80年代拍的工人坐在那兒，端着一個飯盒，那個是特典型的，全國各地你走哪兒都是鋁製大飯盒，吃炒麵，嘴裡面含着一團面。那是我在500米左右的位置，就看到他在那兒吃飯，我用了一個尼康FM2，我一看見他，就換了一個我能想到拍得最好的鏡頭，換完鏡頭以後，我就用餘光瞄着他，順着邊走過去。因為那是膠片的，不是數碼的，焦距光圈什麼的我都得提前調好了，因為要是我徑直走上前去，拿着相機跟他眼神一對，他大有可能把飯盒放下，所以我連眼神都不敢看他，就拿餘光瞄着他，走近抬手就拍，那張照片非常珍貴，也非常生動。1989年，山西，準備下井的礦工在井口吃班中餐。攝影/張兆增
所以我說紀實攝影不要打擾被攝者，或者儘量不要干擾被攝者，在這種真實情況下去拍攝。我為什麼去拍他，就是他那種感覺打動了我，所以你要把這種感動不加任何人為的東西拍下來，留下最真實、最生動的影像。就像那張照片，如果我對他說「您還是吃您的，我是煤炭報的記者」，那就完蛋了，所以剛才你問我對紀實攝影的看法，我覺得我這一塊就代表了我對紀實攝影的看法。報社的採訪任務跟我拍照片是兩個概念，比如報社的採訪任務，一個勞模每天可以做十個杯子，我來拍攝報道，但他那會兒沒做杯子，我不能等着他，得做個樣子，這是報社給的任務。但是真正的紀實攝影，就是我說的，能不影響被攝者就不要影響，而且你感覺到的生動是什麼就要拍出什麼，別感覺特別好，您給我擺擺，那樣就不生動了。張兆增：對，還在繼續拍，因為我們煤炭協會還有好多活動，2019年我們做了四個季度賽，山東兗礦一站，河南平頂山一站，淮北一站，神東一站，分站季度賽，每季度評出十個優秀的煤炭攝影師，然後再從這些人裡面評出煤礦攝影十傑，每站我都要跟着去，只是這兩年因為疫情，這個活動沒能再繼續。巨浪影像：拍攝煤礦30多年，對自己的心態或者說人生有什麼影響嗎？張兆增：我覺得我更接地氣了，因為我知道了產業工人的不容易，這個真不是說北京話的「片湯話」，煤礦工人非常不容易。跟他們接觸過之後，我更有關注感，或者說更有愛心了，希望能為他們做點什麼，甚至是跳出煤炭行業，我覺得對這種普通的芸芸眾生，能夠儘自己的力量去做點什麼，那種感觸。或者說世界觀的變化，隨着這些年我對他們的關注，我覺得能做一些好事就要做一些好事，不管這個事是什麼事。巨浪影像：煤礦工人身上什麼品質讓您覺得最值得讚賞？張兆增：我覺得與人為善，還有一個就是每天不要愁眉苦臉，現在有很多人輕生，我很難理解，可能是當今這個時代太豐富了。年輕人們可以去煤礦轉上一個月，感受一下真正的產業工人是什麼樣子的，或許會改變人生觀念。我覺得跟煤礦工人滾了這30多年，應該是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煤礦工人滿足感特別好，他們對生活都充滿了希望。不會讓我想到很遙遠很虛渺的東西，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很虛渺，當現實不理解、不如意的時候，跳樓自殺了、跳河自殺了，那些煤礦工人今天去賒一袋米，明天去賒一盒煙，你說要真自殺，那得自殺多少人？我說的可能也太極端，意思就是如果經歷過這麼一段，我覺得他們就不會想着輕生，你的條件已經比他們優越很多，這樣不惜後果的話，他們的父母得有多大壓力，多痛心。中國煤炭走入「寒冬」。2014年12月，龍煤集團鶴崗煤礦一家小賣部店主在掛曆上記下賒賬礦工的電話。每個月都有100多名礦工在她的小賣部賒取生活必需品。攝影/張兆增張兆增：對於年輕的攝影師，我覺得首先一點，思路不一樣。幾年前一位老攝影家在一個討論會上跟一群喜歡攝影的年輕人聊天，說有機會可以介紹一些大咖給他們，但那幫年輕人的反應是：「我認識他幹嘛，你給我聊他幹嘛？」我的意思是，沒準兒我說建議，年輕人看見了，「這老頭兒是誰？誰呀他就建議」，所以我覺得時代不一樣了，想法也不一樣。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說一句，針對紀實攝影還是應該一步一步往前走，應該像解海龍老師、王文瀾老師、賀延光老師沉那樣到下面去真實記錄，我覺得這個沒有捷徑。比如我在家躺着，我就想拍出一張「大眼睛」，那是不可能的。當然我覺得現在有好多年輕人真是比我們還下功夫，比如我們工作坊的寧舟浩，他比我做的工作要多，翻了很多資料，查閱了神木的很多背景資料。這樣年輕的攝影師確實也很多，不過也有很多飄的攝影師，所以我始終覺得要是干紀實攝影還是得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再有一個胸懷的問題，就舉例解海龍老師，我聽他幾次課，他幾次講我幾次流淚，如果他沒有那種共鳴的感覺，沒有感受那些孩子的不易，他不會拍出那樣優秀的照片。所以我特別想說攝影師下去以後，一定要跟你的被攝者平起平坐，甚至是你要低於他，去感悟他，用一顆感恩之心，或者用一顆認知之心去感受，你拍的照片才能感動別人。我覺得年輕人能做到這份上，再加上他們對新鮮知識的掌握，尤其像數碼、手機這些新設備的出現，好多功能我都不懂，但是年輕人一會兒就可以搞明白，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會出現第二個解海龍、第二個王文瀾、第二個賀延光……巨浪影像：如果你能對年輕時候的自己發出建議的話，您會說什麼？張兆增：疫情期間出不去門，閒着沒事在家待着開始畫畫，結果後來我突然間就想，我搞了40年攝影，如果我沒搞攝影的話，我畫40年的畫，我覺得我現在可能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畫家，好多事情就是經歷了才會想到應該這樣那樣。我的作品《北京十年》，拍的是北京方方面面的生活，後來記者採訪我，問說怎麼想到的這個？是不是想好了這十年會這麼精彩。我說那你說錯了，我要想好了就不會這樣了，我是走了很長的彎路，比如我去新疆去了七次，我去雲南也去了好多次，那時候工資才30多塊錢，又得坐火車，又得住宿，還得吃飯，買膠捲，《北京十年》的膠捲全部都是2毛錢一卷的處理膠捲，我沒買過一盒正品膠捲，全部都是買一盤自己回去纏。如果我要知道，我哪兒都不去，我就拍北京，我每天拍北京，我現在至少能拿出1萬張照片。當時拍小花小草，片子獲獎，在香港哪兒哪兒獲獎，高興極了，但現在一看那些片子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我要花50%-80%的精力去拍北京，我相信我會拿出大量好照片。1988年，大柵欄地區。老北京的老話「門框胡同的美食精可數，天橋的小吃數不清」。攝影/張兆增
而且還有一個，我的視角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可以留下一些文獻的作品，包括胡同的變遷，尤其是剛剛改革開放，有好多人戴着蛤蟆鏡，公園裡面跳舞，計劃生育等等方方面面，百姓那種生活節奏的變化，從文革結束以來的時代變遷。人只有過來了，才感覺到我當初不應該這樣，當初不應該那樣，但人生沒有後悔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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