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大正天皇嘉仁各個時期的照片，圖片出自本書

文 | 洪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律系講師

作者投稿首發

日本學界歷來對於天皇（制）的研究汗牛充棟，在近代天皇制的譜系中，又以對「明治」、「昭和」二朝的研究尤甚。或許因為二人各自在位期間所展現的「文治武功」過於耀眼，故而搶占了青史中的諸多版面。但夾在明治與昭和之間的「大正」卻幾乎沒有專門的研究，普通日本國民除了教科書上泛泛而談的「大正民主期」（《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之外，對於這位天皇的了解相當有限。不同於明治大帝的「雄才大略」，也有別於昭和天皇的「褒貶不一」，大正天皇嘉仁（生卒1879-1926；在位1912-1926）是個沒有受到多少評價的天皇，根本原因可能正出在了真實有效的信息量少之甚少的問題上。

談到大正天皇，最有名的莫過於著名的「望遠鏡事件」了。大致情節是某次帝國議會開院儀式上，端坐於台上御座的大正天皇突然將手中讀罷的詔書捲成望遠鏡的形狀，進而從鏡筒的一端朝向群臣的議席方向環顧窺視……此事件沒有確切的歷史時間，卻被瘋傳到日本民間，成了大正天皇有「精神問題」的最直接佐證材料。

然而，對於「望遠鏡事件」的確切時間記錄，無論是在當年的報刊雜誌等公開出版物，還是政治家與宮中相關人物的日記里都不見蹤影，直到二戰結束以後的新憲法體制下才得以初現端倪。首先是雜誌《文藝春秋》1959年（昭和34年）2月號中刊載了一篇名為《悲劇の帝王・大正天皇》的無記名報導，借用皇室侍從、式部官黑田長敬子爵（1885-1963）的口吻將「望遠鏡事件」的時間鎖定在了大正9年（1920年）。另有曾做過貞明皇后（大正天皇之皇后,1884-1951）女官的山川三千子在戰後出版的《女官》（実業之日本社、1960年）一書中，依據物理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山川健次郎（1854-1931）的回憶，認為「事件」發生在1912年。

對於上述具體時間的不同界定，本書作者原武史展開了一番分析。首先，如果「黑田說」可信，那說明大正天皇至少到大正前期為止都沒有任何（精神上的）問題，而且，「事件」本身也只能說明天皇當時在確認自己是否已將詔書卷收完好，並非如世間所傳聞的那樣以此佐證其「精神狀態」出現問題。其次，如果將「山川說」認定為事實，也就相當於認同大正天皇甫一登基便發生了「事件」，這在當時是絕對的禁忌之談，所以也容易成為八卦瘋傳的對象，乃至於昭憲皇太后都替大正天皇的舉止深表擔憂。（P9）作者認為，兩說作為「證言」都缺乏可信度。「黑田說」的問題在於「1920年」這個時間點的定位太晚了，因為到這時，大正天皇的身體健康狀況對於履行日常公務而言早已惡化到了不堪重負的程度，而出席帝國議會的開院儀式也由皇太子（之後的昭和天皇）代勞。不過這也並不能直接推導出「山川說」的正確性，因為在「1912」年的時間點上，參照當時的各種新聞報道，也包括原敬的證言，任何人都不認為天皇在當時出現了「重大狀況」。據此，對於兩個說法（1912、1920）之間過長的「振幅」，作者甚至都懷疑該「事件」是否真的發生過。（P9-10）行文至此，作者進一步指出，儘管有諸如「望遠鏡事件」這種主觀性型塑，但世人在客觀上對於大正天皇其人是「一無所知」的，撇開「大正」，僅僅憑藉「明治」和「昭和」就能完整描繪出近代天皇制的全貌嗎？（P11-12）

近代日本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1856-1921），圖片出自本書

提到大正時代，總繞不開一個風雲政治人物——第19任內閣總理大臣原敬（はら　たかし）。作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他仿佛就是為了這個時代而生的。眾所周知，留存於世的《原敬日記》（1875-1921）是重要的歷史資料，而原敬本人似乎在預見到了其1921年1月被暗殺之前寫的遺書中卻嚴禁對該日記的公開。「余之日記數十年後姑且不可公諸於世，余遺物之中此日記當作最重之物永久保存之。」（P12）而該日記首次被公開就不得不等到刺殺發生將近三十年後的1950年了。為何如此呢？一般而言認為，日記中所記述的內容過於直觀的描繪了當時日本政黨政治爾虞我詐的殘酷現實，如若公開則會立刻對政界造成巨大衝擊，原或許考慮到了這一點而故意保留。對於當時尚存於世的政界大佬山縣有朋（1838-1922）、大隈重信（1838-1922）、松方正義（1835-1924）等人的批判自然內涵了禁止公開的含義，但事實僅僅就只有這點理由嗎？本書作者認為，日記中有關大正天皇不為人知的記述卻更加值得關注。（P13）原敬首次和大正天皇接觸要追溯到其皇太子時代的1906年（明治39年），作為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的內務大臣，原好像頗得大正天皇之信賴。原敬在1919年2月的日記中也記錄了天皇「玉體有恙」相關內容。而1921年11月4日原被暗殺，同年11月25日裕仁皇太子開始攝政，兩件事間隔之短讓人不禁產生無限的聯想：大正天皇和原敬竟然幾乎同一時間消失在了歷史的舞台上……而原敬日記中呈現出的大正天皇形象，則完全超出了人們對於「望遠鏡事件」的刻板認知「常識」，至少可以說到1919年2月為止的日記中埋藏着一個「和明治天皇形成強烈對比的、與大臣在輕鬆的氛圍下促膝長談、平易近人且充滿人性的天皇（皇太子）」，「時而還明確表露出自己的政治意思。」（P14）本書作者認為：「大正天皇屢屢向原敬表露出的耿直意見，其大部分內容都是針對明治天皇一代苦心構築起的沉重『遺產』的叛逆，呈現出鮮明的違和感」，「而這正包含了可能會動搖近代天皇制根基的內容。」（P14）作者認為，原敬不敢公開日記的真實理由正在此——「作為天皇，卻不想成為和明治相同意義的『天皇』，結果最後病到『連簡單的敕語都無法下詔』之程度的大正天皇，原敬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其真實面貌大白於天下吧。」（P14）

上：1919年5月參加「遷都東京五十年紀念」活動的大正天皇。

下：1919年11月最後一次在外地參加陸軍特別大演習的大正天皇。圖片出自本書

大正一朝，站在世界史背景來看，可以說是「君主政治的危機時代」。從一戰終結的1910年代後半期開始，沙俄、德國、奧匈、土耳其等一眾「王冠」都被打的粉碎，也可用我國對於辛亥革命的一句評價進行總結——「自此以後，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巨大的，這讓遠東的日本政府受到了強烈衝擊或「驚嚇」，對於革命波及自身的危機感蔓延到整個統治階層。原敬亦在日記中表達了擔憂：「視俄國革命，超然論者亦不可等閒安睡，為皇室、為國家社稷，此誠危急存亡憂慮不堪之秋也。」（P13）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統治階層眼中的大正天皇確實是個「不省心」的存在，他們視天皇的身體狀況為「重大問題」，又因世界諸國君主政治相繼倒台的外在壓力而將問題無限放大，因為當時的政府需要的不是像大正天皇這樣失卻權威的「弱主」，而是中規中矩繼承明治天皇「政治遺產」並牢固樹立起卡里斯瑪權威形象、積極統合全體國民的「明君」。（P23）

本書的主體部分着重刻畫了大正天皇在皇太子時代的「青蔥歲月」，同樣也是其擺脫幼年疾病困擾、身心得到全面發展的美好時代。嘉仁皇太子異於其父明治天皇的「人性」（日語：「人間性」にんげんせい）在這一時期得到長足的發展與確立，同時也正是這種性格為他今後的悲劇人生埋下了宿命的伏筆。

大正天皇嘉仁出生於1879年（明治12年）8月31日，生母為明治天皇側室柳原愛子（1855-1943）。明治天皇與皇后之間無子嗣，而嘉仁作為明治的第三皇子又是其兄弟姐妹中唯一存活的男性「獨苗」，別無他法，按照日本皇室保守的習慣只能立他為皇太子。然而，嘉仁的幼年時代卻過的並不愉快，一方面來自於體弱多病的困擾（剛出生就全身發疹呼吸不暢而險些喪命）；另一方面歸結於日本皇室的「里子」（さとご）制度，即皇子出生後便要送出去給別家寄養，而不是由天皇、皇后或生母親自撫養。明宮嘉仁的幼年便在這樣的情況下艱難度過。不過，他在幼小年歲卻表現出了強烈的求知慾和好奇心，喜歡詢問帝師和身邊的侍從各種瑣碎問題，「這是什麼？那又是為什麼？」——諸如此類的平常人家小孩共同的天真性情並未因為皇室的特殊背景而有絲毫遜色。滿8歲時編入學習院預備科五年級學習，但不久健康狀況惡化，旋即退學。中退後的皇太子開啟了「個人授業」的旅途，綜合學習國學、漢學與洋學，本居豐穎、三島中洲等著名學者都曾擔任太子侍講。但是對於這種連寒暑假都沒有的「填鴨式教育」，皇太子的身體健康再次發出警報，重複着「填鴨式教育→健康惡化→學習落後」的惡性循環。（P46）針對皇太子情感上嚴重牴觸東宮官僚們主導的教育政策這一情況，經伊藤博文的建議，有栖川宮家第十代威仁親王（1862-1913）開始擔任東宮輔導一職，作為「賓友」協助管理皇太子學習生活事宜。有栖川宮一反東宮官僚的舊態，提出「御健康第一，御學業第二」的素質教育策略，充分照顧了皇太子討厭紀律管束的性格。不過這種做法也在東宮內部加速了「健康重視派」與「教育重視派」的嚴重對立。（P52）

嘉仁皇太子與九條節子成婚時的照片，圖片出自本書

時光荏苒，皇太子於1899年選妃訂婚，1900年與公爵九條道孝之女九條節子（之後的貞明皇后）成婚。這場婚姻對於皇太子而言，除了其應有之意外，還昭示着自己即將告別體弱多病的憂鬱過往，邁向健康人生的新旅途。1900年5月23日至6月2日，皇太子攜節子妃前往三重、奈良、京都一府二縣進行「巡啟」（天皇出訪一地稱為「行幸」、出訪多地為「巡幸」；皇太子出訪一地為「行啟」、出訪多地為「巡啟」），目的是拜謁皇陵，完成結婚奉告。途中還順便造訪了京都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在那裡的外科病房裡探望了14歲的脊髓病患者和22歲的燒傷患者，皇太子親自向他們打招呼詢問了病情。這在明治一朝是難以想象的——深受儒教思想雕琢的明治天皇一生恪守「君德」、謹言慎行，在巡幸的場合即使有機會和平民近距離接觸也絕對不會主動發聲，但皇太子即使成年以後似乎也未嘗受到宮內教育的太多影響，而是完全不壓抑自己的想法並毫不掩飾的將感情表達出來。此次巡啟成為一個重要的契機，因為在其全過程中，皇太子非但沒有絲毫倦意，還十分積極的展現出了健康愉快的心境，這很難讓人想象到他幼小時期的體弱多病與填鴨式教育中展現的「發育遲緩」，反而讓人看到了一個精力旺盛、感情充沛的大國儲君形象。「健康重視派」的有栖川宮將這一切看在眼裡，便開始規劃了更多的巡啟內容——作為皇太子教育的重要一環，以「地理歷史之實地見學」為宗旨的非正式=非政治性的「微服私訪」（「微行」びこう）。

嘉仁皇太子1900年北九州巡啟時的路線圖，圖片出自本書

此後，皇太子的巡啟生涯正式展開。1900年10月14日至12月3日，皇太子以不過度驚動地方的「微服私訪」的形式走遍了西日本與九州地區。此次巡啟過程中，皇太子自由的「個性」展現的淋漓盡致。比如根據當時的《九州日報》報道，皇太子乘坐九州鐵道從小倉開往熊本的旅途中，面對陪同的福岡縣知事，一邊詢問其縣政之事，還順道掏出一根香煙遞給知事，問道：「爾好煙草乎？」（「汝は煙草を好むや」），這一舉動着實讓知事大吃一驚、誠惶誠恐。在熊本的成趣園，看到小學生成群結隊的游泳，皇太子似乎難以理解冬泳的含義，遂囑左右：「爾等諒必寒也！」（「彼等はさぞ寒かるべし」），結果地方官立刻下令中止冬泳活動。更有甚者，在同日訪問的一所地方幼年學校，可能會對自己回東京後的學習「有幫助」，有人發現皇太子在觀摩完課堂教學之後，偷偷將學生的歷史和法語作業的答案本子帶走……（P74-75）此次巡啟結束後，皇太子健康狀況大好，更在翌年與太子妃生下了第一皇子迪宮裕仁親王（1901-1989），即後來的昭和天皇（1926-1989）。在皇室事實上的「一夫一妻制」與親自撫養皇子這兩件事情上，大正天皇嘉仁又作出了與明治天皇迥異的開創，這些創舉在「天皇制」這座近現代社會中殘存的「封建飛地」里，可謂十分進步的革命性做法了。

有栖川宮可能覺得此次北九州巡啟對於皇太子「助益良多」，同時也印證了自己「健康第一」主張的正確性，便又策劃了日本東北地區的巡啟。1902年5月20日至6月8日，「東北地方御見學」即「信越北關東巡啟」正式開啟。皇太子在這次巡啟中，展現出了較上次更加「放蕩不羈」作風舉止。比如，皇太子每到一地，都喜歡坐上人力車滿大街閒逛，且完全不滿足於地方官員預先安排好的官方行程，而是自己單獨和人力車夫任意指定路線，興之所至，縱情馳騁。這就讓當地負責安保工作的警備力量狼狽不堪。不過，皇太子可不管這些，他毫不避諱的親自接觸地方上的風土人情，盡情享受着自由帶來的樂趣。在新潟縣高田郊外的高士村岩之原葡萄園（岩ノ原ブドウ園）內，皇太子乘坐人力車對其進行了「突擊訪問」。新潟縣知事原本以通往葡萄園的道路不暢，萬一發生意外玉體抱恙自己擔待不起為由而阻止，但皇太子依然執意前往：「一定要去看看這家葡萄園！」最終得以成行。皇太子愛飲，尤以葡萄酒為甚，早在訪問新潟縣物產陳列館時，面對展示的岩之原葡萄園生產的菊水印葡萄酒，皇太子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不由發出讚嘆之聲：「哦，此乃名葡萄酒也！」於是便下定決心要造訪葡萄園。其間，皇太子向葡萄園經營主川上善兵衛親切詢問：「（葡萄酒）非洲也有嗎？」「如何釀造？」「日本人憑一己之資力而成如此之大事業，欽佩至極也！」……（P86-90）而當時的地方報紙《新潟新聞》對皇太子的到訪進行了特別報道，且將其對葡萄園經營主「欽佩至極也」（「感心の至なり」）的讚美之詞放大四倍並加上強調符號刊載。令人驚訝的是，皇太子對於該報直接披露其「肉聲」的做法非但沒有認為「不敬」，還喜形於色，對左右吩咐「將此新潟新聞再給我拿三份來吧！」……（P92）巡啟途中，諸如此類展示皇太子自由「個性」的軼事不勝枚舉。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也不吝惜自己的評價，對外部世界的關心和好奇充斥在與當地人密切交流的字裡行間。每一次巡啟，都是他遠離深宮大院並放飛自我的「靈魂之旅」。

1903年的嘉仁皇太子、大皇子迪宮裕仁親王、二皇子淳宮雍仁親王，圖片出自本書

對於兩次巡啟給皇太子健康帶來的巨大利好，有栖川宮倍感欣慰，但也開始擔憂其「副作用」——皇太子幼小時期自由散漫的性格通過兩次巡啟有增無減，長此以往自由放任下去恐怕會嚴重損害「皇室的權威和尊嚴」。最終，有栖川宮內心的自責蓋過了成就感，主動辭去了東宮輔導的職位。之後，皇太子在東宮既定教育政策的安排下，繼續到各地方巡啟，1903年10月造訪和歌山瀨戶內，日俄戰爭後，又開始代替身體不佳的明治天皇進行全國性的巡啟，如1907年5至6月的山陰巡啟（造訪鳥取、島根諸縣）、1907年10月的韓國行啟、1907年11月南九州高知巡啟、1908年4月山口德島巡啟、1908年9至10月日本東北巡啟、1909年9至10月的岐阜北陸巡啟、1911年8至9月的北海道行啟……這些巡（行）啟和之前有栖川宮主導策劃的兩次巡啟不同之處在於其目的，即「滿足皇太子學習教育」的「微服私訪」還是「代替明治天皇實現政治任務」的「公事訪問」。雖然之後的幾次公事訪問中，皇太子的角色已然出現重大轉變，但其本人的自由個性卻絲毫不減從前。例如，在島根縣的宍道湖（しんじこ）觀覽時，皇太子就用輕鬆詼諧的口吻對同行的日俄戰爭時期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說：「今日愛卿就來擔任這湖上的水師提督吧！」（P119）在富山縣的吳羽山登頂一覽時，即興留下了「雨後風無秋氣溫，吳羽峻阪留履痕。維昔秀吉進征旌，敵將力窮降軍門……」的高水平漢詩。（P162）在韓國行啟中，皇太子對身邊的翻譯官說：「因為經常要和韓太子會面，所以想學點朝鮮語，有沒有合適的教科書呢？如果有的話寄給侍從。」（P127-128）當時的大韓帝國早已淪為日本的「保護國」，第一任韓國統監伊藤博文為了實現日本吞併半島的政治目的做鋪墊，才向明治天皇極力請奏，寧可讓皇太子冒着被朝鮮義兵刺殺的風險也要促成這次行啟。天真無邪的皇太子嘉仁顯然沒有（或者不願）考慮這麼多複雜的事情，他把韓國行啟依然看成之前以學習地理歷史知識為目的的「微服私訪」，而且入鄉隨俗，與高宗幼子李垠（大韓帝國皇太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對學習韓語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嘉仁皇太子1907年韓國行啟時的路線圖，圖片出自本書

皇太子代替天皇進行諸多巡啟的客觀效果，本書作者也提到了若干。比如，促進中央政府對於到訪各地產業與學藝的重視和獎勵（「地方改良運動」）、加速了日本各個地方的近代化進程（鐵路、電燈、電話等基礎設施）、皇室代表的到來拉近了統治與被統治階層的距離，催動着各地鄉土古文化的再興、這種文化反過來又促進庶民對於皇室的崇拜，從而加強天皇制秩序下的近代支配體制（「皇恩普照」）。在地方上的老百姓看來，明治天皇是看不見的「神」，而嘉仁皇太子則是看得見的「人」。然而，皇太子本人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工具價值」，他只是單純的覺得很開心。

嘉仁皇太子1907年韓國行啟時與韓國統監府及大韓帝國相關人士的合影，圖片出自本書

作為帝國憲法規定的「統帥陸海軍」的大元帥，嘉仁皇太子日後也要承擔起這個職務。但實際上，皇太子對於軍事似乎一無所知，連以練兵為目的的「軍事行啟」對於他而言都是過於無聊的程式化作業。他甚至對時任內務大臣原敬透露過自己如上的真實想法。某次兩人在十分輕鬆平和的氣氛中一邊抽煙一邊對坐談心，皇太子問原是否參加「今秋陸軍特別大演習」（每年天皇親自參加的最重要軍演）。其心意是如果原敬等大臣都隨同明治天皇去了該重大演習，那麼自己在同一時期被預定參加的規模更小的演習就可以避免聲勢浩大的陣仗了——這也正符合皇太子厭惡紀律與管束、追求輕鬆自由的心態。在得到原敬肯定的答覆後，還不忘叮囑他一聲：「此事務必保密！」（「此事は秘し置きくれよ」），足見其在夾縫中小心翼翼追求自我個性的謹慎而又無奈的境遇。後來，這則軼事也被事實印證。1911年11月，以參拜先帝皇陵以及觀摩第四、第十六師團對抗軍演為名義，皇太子又到訪京都、大阪、兵庫等府縣進行巡啟。19日與20日凌晨在武庫川附近按照乃木希典的要求觀摩演習後，在兩場軍演的間歇時段偷偷跑到學習院時代的舊友同窗櫻井忠胤的宅邸玩耍，老朋友對於皇太子突然「鶴駕親抵」的做法頓時誠惶誠恐，說了一大堆使用最高級敬語的恭維話，皇太子卻說：「這次以軍人的身份到訪，就不要說什麼惶恐、什麼失禮之類的殷勤之言了。」寒暄罷，向友人確認了下一個演習的具體位置後便立刻跨馬離去。不過，兩小時不到，皇太子折返，對着朋友面帶笑容道：「櫻井，軍事演習要到9點才開始，在那之前我又來找你玩啦！」隨後又在宅邸轉了一圈，說道：「櫻井，今天你我二人不拘任何禮節，你當年在學校的時候不經常跟我捉迷藏嗎？現今住在這裡每天幹嘛呢？變黑不少了啊，有幾個孩子了？」在一連串的家長里短之後，又說：「今天把你給騷擾了啊櫻井，我下次還來哦。」這時候時針已過9點，第二場軍事演習已經徹底遲到了……（P175-176）純真的皇太子相對於無聊透頂的軍事演習，更加重視與老朋友的相聚，或者說他事先本就知道老友宅邸在此，而以此次訪問老友為行啟中最激動人心的期待呢？這些不得而知，但其之前對原敬說的那句「此事務必保密！」着實耐人尋味。（P176）更有甚者，1912年，有一次在滋賀縣和三重縣舉辦的參謀本部旅行軍演中，皇太子又趁着演習的「間隙時間」忙中偷樂，去當地的飯館吃蕎麥麵。在被當地報紙報道後，皇太子還對原敬表達了擔憂之情：「行啟中被報紙刊載了各種事情實在是為難啊。」而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那個年代的蕎麥麵屋遠非單純的餐飲店那麼簡單，通常用餐在一樓，而二樓都是男人們聚集在一起花錢體驗女藝人（「芸者」げいしゃ）「才藝」的地方，正因如此，皇太子才道出了「為難」吧。（P177-178）

嘉仁皇太子人生的轉折點來自於明治天皇駕崩後自身角色的轉變。1912年7月29日深夜，在當時已經被神話了的明治大帝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普通老百姓都不敢相信「神竟然也會死」，就連文豪德富蘆花（1868-1927）都通過文學作品表達了自己對於「明治天長地久」（「永久につづく明治」）的既有期待以及對明治天皇駕崩的驚訝和茫然。

殊不知，等待嘉仁的，即將是噩夢的開端。明治以來一直把控朝政的長州·薩摩藩元老集團，為「國家利益」和「皇室社稷」操碎了心，他們逐漸發覺，皇太子完全不是他們所期待的君主類型。陸軍之父山縣有朋（1838-1922）在新皇登基典禮上，對心神不寧、淚雨滂沱的嘉仁怒火中燒，覺得他是成不了「大事」的人；薩摩藩出身的老軍頭山本權兵衛（1852-1933）就曾對同鄉海軍大將財部彪（1867-1949）表達了對新皇的極端不滿，直言其「御任性」（「御我儘」）。顯然，在元老們看來，這個新天皇「個人意志過剩」，沒有先帝「聽話」，不如明治「穩重可靠」。於是，接下來的歲月里，大正天皇一面在追求自己皇太子時代以來根深蒂固的「自由個性」的同時，一面又要想方設法和位高權重的一眾元老們周旋，而這番暗地裡的較量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以新天皇的忍氣吞聲、服從紀律而告終。

明治藩閥元老，近代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圖片出自本書

說來也巧，日本近代立憲主義憲法學的創始人美濃部達吉（1873-1948）提倡的著名學說「天皇機關說」也就在大正一朝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術討論。這種模仿德國「國家法人說」的新憲法學說經過了一番「日本特色」的本土化處理，但精髓未變，主張將天皇大權置於帝國憲法之下進行解釋，從而起到限制君權（至少是在形式上）、保障個人自由的目的。老軍頭山本權兵衛發牢騷批評大正天皇，說「與其尊崇意思曖昧不清的天皇陛下，倒不如『為了國家』考慮更加體現吾輩的忠心。」（P191）或許言者無意，但這句話卻也歪打正着的印證了美濃部學說的重要性，因為畢竟時代不一樣了。從世界歷史的大勢來看，那個年代的日本，不正需要大正天皇這樣勇於衝破「國體」和軍閥勢力之束縛，在憲法框架下自上而下的帶動國民尋求自由的未來嗎？可惜，在明治元老和既有反動秩序面前，縱使是天皇也無能為力。元老們壓迫、調教大正天皇的姿態日益變本加厲，這在無形中給嘉仁帶來了極大的精神刺激，終於在1913年，天皇又病倒了。元老們面對着性格倔強而又身體罷工的天皇，開啟了「維護國體」的新策略——培養皇太子裕仁。

而大正天皇自1912年登基以來，一直處於亞健康狀態，從1919年開始病症逐漸顯現並惡化，待到同年11月連簡單的敕語也無法朗讀了。御醫診斷可能是急性腦膜炎引發的身體協調性問題，且一直沒有好轉的預期。元老們覺得這是「國家的重大問題」，便夥同宮內省的官僚們採取「積極對策」，以確保「皇室的尊嚴」和「國體之大本」不動搖。這個所謂的「對策」就是讓皇太子裕仁攝政掌管天皇事務，而強行讓「大正」名存實亡並提前退出歷史舞台。政府當局決定向國民逐步公開大正天皇的病情，於1920年至1924年前後共發表了7次病情。而皇太子就任攝政一事，也完全沒有經過天皇本人的承認。根據大正天皇侍從武官的日記記載，1921年某日，正親町實正侍從長來到御前，以「攝政殿下（裕仁）需要」為由，向大正天皇索要擺放玉璽的印籠，天皇一度拒絕，但因病重又無法明確發聲，印籠旋即被取走……（P250-251）如果日記的內容是真實的話，那大正天皇相當於被以牧野伸顯宮內大臣為首的宮中官僚強行關進了歷史的故紙堆。

上：右/淳宮雍仁親王（秩父宮）。中央/迪宮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左/光宮宣仁親王（高松宮）。下：1915年10月觀摩東北特別大演習的大正天皇。圖片出自本書

裕仁皇太子自1921年11月就任攝政以後，仿佛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他對於元老們精心為其謀劃打造的「國體之牢籠」，表達出了極度配合的姿態。「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以國旗「日之丸」與國歌《君之代》為象徵的近代天皇制秩序自昭和一朝穩固確立，帝國日本的意識形態統合工作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上：探望病中大正天皇的柳原愛子。下：1927年大正天皇大喪儀式，夜間的葬禮隊伍。圖片出自本書

1926年12月25日，早在裕仁皇太子5年前就任攝政以來就消失在人們視線中的大正天皇與世長辭，直接的死因是肺炎並發心臟麻痹，享年47歲。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大正天皇嘉仁的治世，又被冠以「大正德謨克拉西」（「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的美名，那裡埋葬着近代日本自力更生從「二元君主立憲」邁向「一元君主立憲」的積極嘗試；也承載了明治國家「富國強兵」國策初見成效後對於「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許，但這一切，卻都伴隨着昭和初期的歷史進程被無情丟進了軍國戰車的鋼閘門，連同大正天皇本人一起煙消雲散。而「大正民主」的故事，只能等到日本二戰戰敗後方能續寫了。對於普通日本國民而言，站在令和的今天懷古傷今，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時代或許不是篳路藍縷的「明治」，更不應該是毀譽參半的「昭和」，而是對於「大正」這位弱主的記憶。日本天皇只有年號，沒有廟號，如果有，便是「仁宗」了吧。

「只要毫無野心，就是優雅」「被岩石阻擋的河流，即使不得不在一時之間分叉，但最終還是會走到一起。」以上是大文豪三島由紀夫的小說《春雪》里的名句。很巧的是，三島的這部小說刻畫的悲劇故事真是發生在嘉仁那個時代的「大正羅曼史」。而這兩句話也非常契合大正天皇的一生以及日本的國運。

大正天皇近乎「過剩」的人性決定了他不適合當天皇，至少不適合日本近代天皇制所期待的那種「天皇」。相反，他的父親明治與兒子昭和就「泯滅了一些人性」，十分積極順暢的融入到了「國體」中。

昭和天皇對明治大帝十分尊崇，也不吝嗇在公開場合表達對爺爺的這種強烈情感，然而關於自己的生父大正天皇，卻從未在公開場合表達過任何評價，似乎其中透露出一種特別的「政治判斷」。（P290-291）

想來，「明治」「大正」「昭和」都是近代日本帝國為鞏固「國體」而精心培養的「棋子」，明治和昭和爺孫倆甘做道具（或者主觀上很享受「萬邦無比」之國體給他們帶來的精神快感），唯獨大正天皇極度厭惡這種所謂的「規則」與「秩序」，不願做「棋子」的他在其短暫的一生中放蕩不羈愛自由，最終卻又連對這一點可憐的「自由」都求而不得的激烈掙扎中被徹底封殺。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國體」扼殺了嘉仁本人的身心，更葬送了他曇花一現的治世。

大正天皇彌留之際一直陪伴身邊並緊握其手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生母柳原愛子，而天皇自幼年以後，就再沒有過這樣親密接觸的機會了。在完全終結了作為天皇的使命後，方得母子至親團聚，近代天皇製作為一個被政治極端粉飾利用的道具，其反人性的本質一目了然。而貞明皇后也在大正天皇駕崩後二十五年如一日的每天都在供奉着其遺像的深宅中念佛祈禱一上午，仿佛侍奉一個還沒有死去的人。這是對世間已經形成的對大正天皇不公之評價的最有力的抵抗意志。

本書最初的構想是作者準備在東京大學提交的助手論文，但更加直接的契機是其當年在日本經濟新聞社東京社會部擔任記者期間，通過採訪有關昭和天皇病危新聞而逐漸醞釀出來的。作者最後發人深省的指出：「戰後的象徵天皇制，其本質部分與近代天皇制並無差別，而近代天皇制也絕不是什麼過去的遺物。」（P291）這句話值得新時代每一位日本的公共知識分子去思考玩味。

評者則認為，弱主其實一點也不「弱」，我們說他「弱」，是因為他的時代不好大喜功、不窮兵黷武，而是追求個人真我的自由發展，所以習慣於將抽象的國家民族命運（多半也僅限於軍事、外交實力）作為唯一標準來判斷強弱的我們就定義大正為「弱主」了。不過，「弱主」大正的內心很強大，因為他本人追求不受紀律約束的感情流露、他的治世追求個人權利自由得到國家保障的田園牧歌。這兩點就足以為「弱主」正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