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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肖瑤

◎編輯 | 向由

◎來源| 南風窗(ID SouthReviews)已獲授權


想擠進公務員隊伍的人,年年多如過江之鯽。但裡面卻有不少人,主動辭職離開。原因各自不同。

比如,對於習慣了忙碌、喜歡被KPI推動的江蘇人魏瀾而言,她第一次下決心準備辭職,是在產後回到崗位上時,她發現自己的工作已經可有可無。

理由也可以截然相反。比如西北人天陽,他因為「過勞」主動辭職,他說,工作五年後,服務期滿了,自己的頭髮卻快掉光了。

從體制內辭職需得面臨阻力,身邊人的不解目光夾雜着世俗的期待包含在內。比如,一些城市規定,不滿五年服務期不得主動辭職,在領導不支持的情況下,周龍索性曠工。

在近年來持續升溫的公務員熱潮里,這些人無疑是少數中的少數。

繼7年前一名河南中學教師留下「世界這麼大」的辭職信,一度掀起「勇敢辭離體制」的讚嘆後,今天的年輕人之間流行着另一句話:「宇宙的盡頭是考編。」

過去的兩年,在疫情對就業市場的衝擊下,年輕人的考公熱有增無減。

據國家公務員考試網,202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計招考25726人,官方發布共有157.6萬人通過了資格審查,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1:1;人大代表提議取消「35歲門檻」……競爭激烈,上岸不易。

(圖源:清華大學 2021 年就業報告)

不過,數字不能掩蓋個體差異,一些人在努力削尖腦袋擠進體制內的同時,另一些則輾轉後轉身、悄然離開。

公務員的神話,他們也曾緊緊攥在手中,也曾鉚足勁備考進入體制內。

最後選擇離開,原因都各不相同,離開多數人眼裡求而不得的「鐵飯碗」,就像離開任何一份工作那樣,有嘗試,就會有試錯。


「不快樂就離開」

魏瀾的公務員職業生涯只有兩年,這兩年內她最開心的兩個時刻,分別是面試成績公布那天,和2021年8月終於拿到取消錄用通知書那天。

2015年魏瀾從大學畢業後最初在旅遊公司上班,淡旺季時間與大部分人相反,她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

於是,工作四年後,2019年10月,魏瀾辭職,賦閒在家半年後,她決定考公。

準備了一年,沒想到一戰告捷,得知自己第一名的好成績時,魏瀾興奮得原地跳起來。

(圖源:電視劇《墊底辣妹》)

「多少有點運氣因素」,她回想起來說道,進入體制的決定其實是稀里糊塗的。魏瀾的爸爸是公務員,持有「女孩子考公穩定」的念頭,即便魏瀾從未真正想過自己的熱情所在,「考上公務員」這件事,對她而言始終是一份成就感滿滿的鼓舞。

剛進體制內,現實和期待差距不大,工作時間保持朝九晚五,不多一時,不少一刻,年薪12萬左右,幾乎不多一分,不少一文。

不過,魏瀾很快發現,公務員的工作量比在旅遊社要少,但並不一定更輕鬆。

「旅遊社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分工清晰明確的,做多少得多少。但在體制內,上面下發什麼,我們就要做什麼,但中間常常要經過許多層級審批。」

讓魏瀾頭疼的是,經過的人越多,不同意見的分歧和意見就越多,好幾次,魏瀾都因為未能協調好各方意見而被單獨批評,這讓她深感委屈。

有一次,她忍不住越過了自己的直系領導,直接去找上級領導說,當時,她得到了比較中肯的承諾和協調,但當天晚上,直系領導在下班後直接給她打來「連環call」,質問她為何要越級匯報,把魏瀾說得又驚又自責。

她開始想,或許自己不適應的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作模式,但有時候也心生疑竇,「工作能力好像並不是最重要的。」

迷惘成為了青年人的常態(圖源:電視劇《龍櫻》)

下一秒又會頹然:為何身邊其他同事都能自如處理好所有工作,只有自己「矯情」?

今年35歲的莫愁任職於某五線城市稅務部,在她看來,自己過去幾年從事的工作有點像「家庭主婦」,「忙活一整天,好像什麼也沒幹。」

即便自發想要「躺平」,值班、抄筆記、寫心得、開會,這些「躲不過去」的必要工作,讓她根本沒辦法真正放鬆神經。

2012年,莫愁在大學畢業後直接考入體制內,9年後,她下定決心辭職。

縱然曾有過無數次離職念頭,但「都在父母、親戚的反對下打消了」,莫愁也無數次想,「算了就這樣吧,現在不也挺好的嗎?」

對她而言,作出辭職的決定,正是因為察覺到了自己對這種寡淡的生活習以為常,惰性漸增。

身處五線城市,即便一步步從鄉鎮轉到市中心區級部門、再到市級部門,對個人的增長也有限——

賈樟柯電影裡的小鎮街景

直到2021年,莫愁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也不超過3000元,每年最期待的月份是發年終的12月,其它月都一樣雷同,平靜,無甚波瀾。

在這日復一日的工作生活里,「我過得一點也不快樂,也不甘心。我覺得,等到退休時,我一定會為一生如此而感到缺憾。」

辭職念頭就像一顆定時炸彈埋在心中,「晚一天就少一個選擇」。最終,在31歲這年,莫愁正式提交了辭職申請。


「怕苦就別進體制」

魏瀾的心態轉變主要發生在2021年4月生育完後。

休完產假回到單位時,她發現自己的崗位被別人頂替了,原來的辦公室也沒有了自己的位置。

魏瀾被安排到一個沒有電腦的臨時工位,每天的任務是喝茶看報、端茶倒水,以及看着別人忙裡忙外。開會時,領導布置任務,其他同事紛紛領到工作,到魏瀾這裡就斷掉了。

(圖源:日劇《我!準點下班》)

被工作「剩下來」的感覺讓她有些尷尬,「既然拿這份錢,至少得有點工作給我做吧。」

閒着尷尬,工作多、任務巨,又令一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猝不及防。

2015年從漢語言專業本科畢業後,劉念參加了四川省考,順利上岸後,當時她對公務員的預期是:「拿着不上不下的工資,做着不多不少的事,平淡但體面。」

錄取時,劉念並不知道自己會被分配到「貧困縣裡最貧困的鎮」,到鄉鎮財政所報到第一天,她驚住了:整個鎮子只有一條街,街上零星散落着低矮的樓房,沒有超市,只有一個小賣鋪。

居住條件更加惡劣,宿舍是70、80年代建的老房子,男女混住,一層樓的人共用一個廁所和一個洗澡間,牆體落灰,陰暗潮濕,蛇鼠蟲等是常客。當得知有人用水洗過皮膚過敏進醫院後,劉念就不敢用宿舍里的水了。

工作多、任務巨,令一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猝不及防(圖源:日劇《我!準點下班》)

她把希望寄托在升職轉崗之上:「希望可以通過努力,儘量在5年內調去縣城。」

她開始積極地寫材料、發新聞、上傳和下達文件、接待群眾領導……入職不滿一年,劉念成為了領導口中的「好苗子」,然而,她沒有等來預想中的升職轉崗,而是被調去了扶貧辦。

在村里,每天的主要工作變成了走訪貧困戶,「臭氣熏天的茅坑和讓人夜不能眠的蚊蟲」,讓城市裡長大的她久久難以習慣,也有人說她嬌氣,類似「女同志不能駐村,不能吃苦,就不是好同志」「每天有那麼多好高騖遠的想法,不切實際」的評價聽了很多,辭職念頭卻更強烈。

與此同時,劉念身邊有同事工作不到兩年就被調走,也有在鄉鎮一待就是幾十年的,但就她所知道的,前者大多數都是家裡有條件的同事。

(圖源:電影《江湖兒女》)

劉念去徵詢父母意見,父親告訴她:「你要是有信心能吃下一份工作的苦,你就辭吧。」

與過往人們印象中的「閒差」不同,不少想從體制內辭職的年輕人,事由都是勞累和壓力,而其中被鄉鎮勸退的又占多半。

天陽是在2012年考入西部某省一個旅遊鄉鎮的,工作的頭兩年還算輕鬆愜意,「風景如畫,樂不思蜀」,就是工資低了點,雖說「科員的定檔工資會逐年遞增」,但速度極其緩慢,直到五年後辭職時,天陽拿到手的工資還不到5000塊。

約從2014年開始,天陽的工作量激增,「從此5+2、 白加黑是親戚,假期是路人。」印象中,最長3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 他感覺「國防體質」每況愈下,工作第三年,頭髮白了三分之一,心臟還出了點小問題。

2016年,天陽被借調到了縣住建局,負責農危改建設科所負責的農危改工作。雖不像鄉鎮那樣龐雜混亂,但責任和體量更大了,稍不注意就會被問責。

但即便拼命干,因為城市基礎和底子薄,基層工作者業務能力較低,最後還是只能排全市倒數第三。

工作五年半,滿了服務期,天陽還沒有得到提拔。在業內來看,「將來晉升也基本懸了」。

(圖源:電視劇《三十而已》)

此時,天陽已經29歲了,父母年事已高,與妻子、年幼的孩子長期600公里異地,走盤山路驅車至少要5個小時,周末雙休時夫妻匆匆團聚,「有時候醒來分不清哪裡是家、哪裡是單位」。

推動天陽下定決心辭職的契機,是2017年全省忽然宣布人事凍結,一級一級凍下來,到天陽所在的縣級不到2年時間。

他意識到,如果想要改變生活,就得趁現在。

2018年4月初,天陽提交了辭職報告,趕在5月初人事凍結紅頭來臨前夕「壓線辭職」。

反思過去這五年,天陽忍不住慨嘆:父母那一輩眼裡「捧着鐵飯碗安心終老一生的時代,好像一去不返了。」


「多喝一瓶酸奶都會被議論」

環境未必會改變每一個人,但它會讓個體認識到自己的適應力。這不僅是具體的工作、模式與性質,還包括環境裡的人和關係。

一個悶熱夏日的中午,魏瀾有些食欲不振,在食堂便沒有打飯,只喝了兩盒食堂的免費酸奶,誰知下班後就被門衛大爺問:「聽說你要離婚了,不要心情不好啊,聽他們講,你飯都吃不下,只喝酸奶。」

魏瀾結婚生育較早,雖然沒有過被催婚催生,但沒想到的是,即便結了婚,也還會有關於離婚的閒言碎語。

她感到窒息,似乎每個人都有無限的目光和言語擲向自己,附着在雞毛蒜皮的小事之上,讓人防不勝防。

工作兩年,她始終認為自己不擅長處理體制內縱橫交連的人際關係。

評職稱時,她給關係比較好的領導打了優秀,人事看到後,第二天全辦公室都知道了。

(圖源:電視劇《理想之城》)

魏瀾有個女同事,模樣姣好,前腳剛離婚,後腳就被單位同事傳謠是某某的小三。

對周龍而言,從體制內辭職,就是「一口氣退出上百個微信群,刪了很多沒聯繫過的名單好友,社交軟件忽然清閒下來,生活變得清爽起來。」

2021年1月,周龍終於辭職成功——因為沒滿五年服務期,領導又不支持,他只好主動曠工半個月後被辭退。

「下崗」那幾天,正逢疫情,沒有回家過年,周龍覺得自己所有與社會的連結一下子被切斷了,生活只剩下剛交完租的一間屋子和3萬塊存款。

(圖源:日劇《這個不能報銷》)

周龍一個人在出租屋裡吃了點速凍水餃,喝了兩罐啤酒,就算過了年。

周龍在一個三線城市的市直事業單位,每個月到手工資3200元,扣去房租800、電話網費100等生活費用後,一年大概能存下來1萬左右。

春節過後足足有三個月,周龍都沒有找到新工作。但他覺得「塞翁失馬」,因為斷了收入來源,他每天儘量拮据着過日子,吃饅頭和方便麵,偶爾自己做頓簡單的飯菜,體重就從以前的超重恢復到了標準,他還略沾沾自喜,「單位的大魚大肉的確是好,多年來也的確吃出了脂肪肝和高血脂。」

周龍不想跟朋友們講述太多,因為當時打算辭職時就遭到過不少反對,有朋友勸他「擺正心態,不要太任性了。」

「什麼叫『任性』?」周龍不以為然,任何工作的開始和結束都是很正常的事,找工作也可能像找對象一樣,需要不斷磨合、試錯。

「一份工作的結束,也許是因為你有了新的、別的工作要去做。」他相當坦然。

(圖源:電視劇《覺醒年代》)

不過,剛把辭職報告遞交上去的時候,領導也三天兩頭來找他談話,說辭職是對單位的不負責任,「因為招聘一個公務員需要漫長的時間和成本」。

「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堅定。」周龍清楚,自己是在經過反覆的思量和考慮後才做下的決定。

相較之下,莫愁要幸運一些。五十多歲的直系領導支持她辭職,並告訴莫愁,「說她作為一個60年代的人,對於職業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權和規劃。但你們90後有知識、有想法,且父母大多身體健康,有想法就去干一干,闖一闖。」

「成為一個母親後,決定更愛自己」

2021年6月,魏瀾正式提交了辭職報告。

當然,她誰也沒有告訴。推動自己最終下定決心的關鍵,是自己默默準備了三年的CPA會計師執業證書考試終於通過了。


實際上,還在大學時,魏瀾就認真規划過自己的職業目標,「一個是做本專業的審計,還有一個是文物修復。第二個是徹底沒戲了,但至少我還能抓住第一個」。

她覺得,成為一個母親後,自己的心態和職業觀產生了微妙變動,「我想,應該更愛我自己。」比如,盡力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如今,魏瀾如願成為一個審計師,工資是以前的2-3倍,而工作量遠不只多2、3倍。常常為了做一個項目兩三天不睡覺,但她反而樂在其中。

和魏瀾一樣,青禾也是在生完孩子後堅定要辭職的。

32歲那年,女兒剛好2歲。和魏瀾不同,她的逃離和出走,是希望努力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與成長環境。

2013年,青禾從某985大學畢業後,裸考進家鄉了十八線縣城的檢察院。「報考純粹是由於家裡的期待」。

然而,當她自己成為母親後,心態發生了變化。「無法接受我的孩子一輩子在小地方,再走一遍我的路。」青禾想。於是,幾乎是從考上的那一天開始,她就在準備考走。


不過,她依然希望留在體制內。「考走」的意思是,努力一把,再考個更好的公務員,「去更大的地方」。

在五年服務期內,為了不讓自己做題手生,青禾反覆練筆考公,幾乎每一年的筆試考場、面試場,都有她的身影。

五年後,青禾報名了2019年的省考,但縣城組織部還是不放她走,沒辦法,她只好當場辭職。

這一次,她考去了長三角某二線城市,她從未為自己的「折騰」和努力後悔,「糾結很多次,還是覺得公務員是穩定的好職業,是能夠辦實事、有上升空間的職業。」

辭職後的天陽也曾陸續接到公司提供的崗位,但大部分是文職崗位,經過一番考慮,天陽選擇自己創業,開加工廠。

當然,這比做公務員的日子還要累。全年無休,起早貪黑,但天陽感覺自己充滿了幹勁,生意初具規模後,他開始跑展會、定業務、擴大銷量和規模。

「很多在體制內學到的東西在生意上也幫助很大,比如做事從全局來考慮,細節上縝密把控,成本核算精確等等。」他擁抱了新的生活。

*(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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