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以上內容摘自百度百科簡介。

疫情之後，國內各種以疫情為題材的藝術作品百花齊放，有的值得一看，有的罵聲不斷。作為當下主旋律作品的重要分支，這種「帶着腳鐐跳舞」的創作無疑是需要勇氣的。我當然不會、也不能因為我喜歡的演員在此中擔任主演，就自說自話地認定《正月里正月正》一定是一部特別的佳作——但它確實是一部能發人深思、並值得讓人花時間去談一談的作品。

楚小風在創作《逆行的小雨》 我很喜歡的一張劇照 圖源微博@應州_

1.城外人，城裡人——北京圍城

《正月里正月正》的劇情並不複雜，說的是北京原住民老馬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街道辦主任，小女兒是某三甲醫院的護士。大女兒嫁了個武漢的生意人，老馬一直因此心懷不滿。正值新年，小女兒把自己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楚小風）帶回了家——又是個武漢人，還是個同樣沒有鐵飯碗的、嘴拙的畫家。與預期差距過大，加之得知大女兒已經離婚的真相之後的老馬一怒之下要將倆武漢「女婿」趕出家門。二人合計天亮之後再買票離開之時，新冠疫情爆發，武漢封城，大家被迫開始了一個屋檐下的生活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角色們被微妙地分為了兩類：以老馬和兩個女兒為代表的北京人和兩個女婿為代表的非北京人。而後者在前者眼中是「低人一等的」，「不被承認的」。劇中，老馬常把「我可是懂得待客之道的人」這句話掛在嘴邊——如果說剛剛見過、還沒被認可的二女婿楚小風是「客」還情有可原，那已經進門幾年了的大女婿，還被稱為「客」，恰恰說明老馬的既定思維中，外地女婿們從來就不是「家人」，他們是不同於北京人的「外人」。

解放以來，雖然人口的流動一直存在，但北京並沒有像上海這種移民城市一樣經歷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常年生活在皇城根下的人們，很容易因為自己的出生地而產生一種驕傲——生活的地理區位往往影響着一個人對於自己所處的社會階層的自我認同，很多時候這也許與具體的生活質量無關。同樣是《格調》里，保羅福塞爾答讀者問：

這位忐忑不安的朋友在搬去德爾里奧後生活水平一定會下降嗎？或者說，他一定是因為生活水平下降導致他不得不離開喬治敦嗎？未必。但去德爾里奧、或者說是去邁阿密生活，無形中讓他失去了一層更為「高級」的身份——哪怕這種「身份」其實對日常生活而言意義有限。

實際上，「女婿們」的出身也未必那麼差，全國比武漢更大的城市又有多少呢？——大女婿能在武漢有像樣的生意，證明他有能力也有足夠的原始資本（或者是能夠給他帶來足夠原始資本的能力/人脈）；小風作為漢口人，家裡能送他學藝術、北漂，證明他的原生家庭至少也是一個新一線城市的「中產」，是絕對體面的存在。

相應的，老馬家的條件就真的那麼好麼？雖然在北京市區有一套房，但確實個連客臥都沒有的小戶型，女婿上門了都只能睡沙發；此外，劇里反覆強調了一個細節：好酒。一瓶質量略好的、卻並非茅台等名貴品牌的白酒，老馬卻反覆強調它的「好」，一定要集齊所有家人之後才肯喝，甚至二女婿小風多喝了幾盅都頗有微詞——這些都充分暗示了老馬作為老北京，他的倨傲更多的來自北京人這一「身份」，而非真正的經濟實力。

還是保羅·福塞爾答讀者問：

當然，擁有大半輩子生活閱歷的老馬，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謂的「傲慢」只是淺薄的空中樓閣——嚇嚇外地人可以，在北京城裡，他們一家也只不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存在。這時，他對兩個女兒的培養就顯得很耐人尋味了：街道辦主任、三甲醫院的護士——都是有編制的工作，在老一輩中國人眼中，編制是意義非凡的（甚至這幾年很多年輕人也開始愈發有此傾向）——「宇宙的盡頭是編制」這樣的調侃其實是有實實在在的事實基礎的。

劇中老馬聽說楚小風是一個畫家後的問候也證實了這一點：「畫家這工作非常好，工作單位一定在——中央美院？文聯？」——都是體制內的單位。

工作是帶編制的，有助於有效提高社會地位。而作為女性，戀愛則更是被局限在成立新家庭、培養下一代的再生產行為範圍內的了。這是一種「秩序」，就像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言的：

這種「秩序」，操控着人的生理與社會活動，使得人的欲望和生理本能都被裁剪到可以嵌入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之中。中國自古以來便有把官方意識形態嚴密捆綁在家庭結構上的傳統，因此長輩對於「婚姻」的社會控制要強於其它文化，這種「控制」影響深遠，直至現代，哪怕「自由戀愛」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對於婚戀行為的附加價值的要求，也不過是把枷鎖隱形化了，人們依舊生活在秩序的壓迫中，認為其理所應當。

《私有制、國家與家庭》中提到：「傳統社會中的婚姻是一種財產繼承體制的伴成品」。劇里，老馬希望女兒們能嫁體面人家，既是作為父親希望女兒能過上好日子，也是希望自己內心深處的「傲慢」不再是沒有根的樹。不是北京人也沒有體制內工作的大女婿、以及同樣不是北京人沒有體制內身份（甚至對其不屑一顧）的楚小風，都不是老馬認可的適合人選。

非體制內的年輕人老生常談的自嘲了 圖源見水印

對於辛勞了一輩子依舊平淡的老馬來說，北京人的身份、工作體面如花似玉的女兒和「好女婿」是維持他內心世界自洽最後的防火牆，因此他拼命地強調「秩序」，並堅定地捍衛着。他身上帶着保羅·福塞爾筆下的中產階級最具有特色的習氣：「對別人如何看待他們感到恐懼，並且一心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得無可挑剔」，在「秩序」之下，如果一切都如他所願，他便可以稱為別人眼中的「成功者」——也許老馬的基於「秩序」的生活方式確實是通向幸福的康莊大道中的一條，但這樣的生活一定是謹小慎微、了無生氣的，他們是為了生活而生活，而不是並非是為了「人」本身而生活。

以老馬為代表的「北京人」，劇情里一段關於食物的對話描摹得恰到好處：

相比起米飯、餃子這類全國性的食物，炸醬麵則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傳統食物。在這裡，老馬繼續以象徵着老北京身份的食物來表達自己對於外地女婿的不屑。「最地道的永遠是自家做的炸醬麵」——這句北京人常掛在嘴邊的話，其實是源於其身為北京人的身份認同所營造出的小小「高級感」。然而，炸醬麵的原料不外乎麵條、黃醬、五花肉丁、時令蔬菜、各類香辛料……都是日常食材，製作也是家常做法。並不是什麼昂貴的珍饈，僅此而已。

2.疫情下 向右轉——疫情下的偏見 與全新的身份認同

如果說之前的偏見通常只局限於無聲的心理活動及小規模的言語摩擦——大部分時候，人們為了表面上的平靜，會表現得隨和、客氣。那麼新冠便像投向平靜湖面、激起波瀾的一顆石子，放大了此前人們傲慢和排外的情緒。

在劇里，老馬一家開始隔離的時候。這個家庭就被很微妙地分成了兩派：和武漢無關的人與和武漢有關的人。最開始，大半年沒有回過家的北漂武漢人楚小風是沒有資格和同樣一直待在北京的父女三人被當作「易感人群」同樣看待的，反而是和14天內到過武漢的大女婿劃歸為同類。可見，武漢在當時人們敏感的內心裡，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流行病學意義上的疫情爆發地，而更像是一個被污名化的「罪魁禍首」，一切與武漢產生過聯繫的人和事都是不乾淨的、應當被遠離的。

劇中小區保安的一段對話可以說是對這種情緒的神吐槽：

這種處理，很合理，很安全，很符合一個主旋律作品的定位。

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如果你沒有國族認同感，你就不可能有民主，因為這樣你就不會和生活在同一個地理空間裡的人分享任何東西。」所以，雖然我覺得編劇和導演在以「入黨」為契機構造新的、與國族有關的身份認同時的手法略顯生硬，但我在仔細思考之後，對這種「和解」之法倒也多了些理解——這是如今亂世之中最現實的方式之一。「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相信黨，中國人不騙中國人」，這種新的身份，讓本身將「異己」排除在外的、倨傲的「北京人」群體，願意下沉社區去幫助基層民眾、願意去援鄂前線救死扶傷、願意要一個「老頑固」去認識兩個外地青年對於愛情的真誠……因為這種全新的、基於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所謂「北京人」的身份認同被淡化了，他們開始與同一個屋檐下的「非北京人」分享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這未必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為什麼起到這個作用的是「黨」？因為黨一貫關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等民族主義詞彙的熟練使用，很自然而然地喚起了人們對於深受疫情之害的同族溫柔的同理心；而百年領導使得它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熟悉的符號，「聽黨的話」這種慣性思維在民眾腦海里根深蒂固，人們便很自然地便匯聚到黨的感召下，形成了一個新的、團結的整體——從而避免了像某些國家一樣，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廣泛的、難以彌合的撕裂。而人們自己，也在「中華民族」的宏大敘事中找到一處避風港，在漫漫無邊的疫情之中找到些許支持的力量。

當然，這種基於國族的身份認同其實也不無隱患——福山在同一次訪談中談到：「人們無法通過國家主權控制自己的經濟生活。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因為很難建立更大的政治單位來符合目前的經濟秩序」。所以，這種基於基於國族的身份認同而生的團結，很容易造成我們的普通群眾對於其他國族的偏見（比如說美國）。這和前文里北京人對非北京人的偏見別無二致，只不過我們所嫌棄的對象，從身邊實實在在的人，變成了大洋彼岸虛無縹緲的靶子——矛盾依舊存在，只是被巧妙地轉移了。這應當是令人深思的。

某微博大V某條與美國有關的微博的評論區 可以窺見國內年輕人對於美國的偏見

疫情之下，一切都在趨於保守。本來，保守只是維護內部和諧寧靜的一劑良藥而已，但當某一天，能夠聚集在同一個國家自己管理自己的理想，變成了國內不接受除了原住民以外的民族的時候，這種想法就變得不寬容了。演變到後來他們對異己之人都產生了侵略性，這就是災難了。這就是問題所在：「這種運動可以從一個基本的合法主張開始，但它也可能演變成一些不寬容的東西」。

3.楚小風——衝破常規的另類 以及未曾設想過的道路

楚小風作為一個特別的角色，是值得多說幾句的。

年輕人對於舊秩序的反抗往往是熱烈而短暫的，它因理想而起，卻最終常常因日常生活瑣碎的負擔而低下高傲的頭顱——人們常說的「終究活成了自己討厭的模樣」大概就是如此。在這個故事的敘述中，年輕人對於「秩序」的反抗體現在她們對於愛情的追求上（愛情本身確實也是一種傾向於突破限制的人類本能）：她們一開始都從心而行，找了不符合傳統「秩序」要求的「真愛」為自己的伴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早已身處秩序之中而不自知的大姐先在鬥爭中敗下陣來（離婚了）；而在此後的劇情中，二女兒在「被感召」之前的懦弱也說明她的立場並不比她姐堅定多少。

但楚小風是一個游離於秩序外的「另類」。在這個家庭里，他和女朋友二女兒不是一類人，和同樣是漢口女婿的大女婿也不是一類人。大女婿讓我聯想到的，是《藍色茉莉》還有《紐約的一個雨天》里的女主角，作為秩序的承認者，他無限地放低姿態、討好求全以期獲得認可，但最後事與願違，一開始的「北京家庭」對於他來說最後也是一個無法真正融入的圈子，他淪為了全家嫌棄，甚至連楚小風都忍不住吐槽的笑柄——疫情爆發，全家被居家隔離時，大姐帶頭對他的討伐，其實是將這種嫌棄具象化的一種表現。

楚小風則從未承認過這種「秩序」，他是「秩序」外的另類——從他出場開始，他就擁有着一種局外人的微妙感：他的打扮、與人交流的風格，以及時不時瞎說大實話的吐槽都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在一家人同時出場的時候，他的站位也獨立於其他人，顯出一種遠離「秩序」的疏離感。他對於「秩序」的反抗，便是這種「疏離」，他不在乎所謂的「階級」與「秩序」，他只是一個自由自在、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幹什麼幹什麼的畫家，僅此而已。

在剛開始居家隔離的家庭會議 老馬一家及大女婿的站位都位於沙發之前

只有楚小風站在沙發之後的角落裡 圖源微博@應州_

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中這樣描述這類人：

楚小風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於「秩序」和「規矩」的不服從：老馬詢問他工作是否在體制內時，他說「不去，誰去那兒啊」；被居家隔離時，他聽說自己在漢口的母親因為新冠住院時，第一反應竟然是半夜偷偷逃出家想辦法回武漢……「不受人管轄正是另類的一個顯著特徵。他們思想獨立，不受社會習俗的約束，舉止和行為都自由自在。」他是被舊式秩序排除在外的存在。

作為個人，他顯然能很好地超然於階層混亂造成的壓抑和焦慮之外。但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他自我能夠游離於世俗之外，但與他產生社會關係的人未必可以，若是想繼續維持這段關係，他就必須做出妥協——愛情令他自成一體的行為準則遭到了挑戰。他的叛經離道顯然是作為維護秩序的大家長的老馬無法欣賞的；而在反抗這件事上，女友也並非能並肩作戰的戰友——和楚小風交往了三年，二女兒雖然在無意識中已經接到了加入「另類」的邀請，但相比起出走、建立新的獨立於秩序之外的家庭，從小嬌生慣養的她不出意外還是更傾向於已有的穩定生活。如果世界繼續沿着舊秩序所鋪設的道路前進，兩個女兒關於愛情的命運將別無二致，楚小風的愛情故事必將以悲劇結尾。

此時，在故事的進程里，一種可能能將其包裹進去的身份：黨員出現了——在這個故事裡，這種身份認同只需要你是中國人，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你願意過且願意幫助別人一起過上好日子，你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員，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北京人，賺錢多賺錢少，進不進體制……這是此作創作者提出的一種用於解決因社會階層固化而造成社會撕裂問題的理想化的實踐方案——新的身份認同造就了新的群體，新的群體構建了新的秩序。在新秩序里，楚小風剪去了長發，創作了貼近民眾的抗疫繪畫作品《逆行的小雨》獲得了數十萬網民的點讚，甚至找老馬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楚小風最終在新秩序下獲得了「秩序」的認可。楚小風在舊秩序里是「棄兒」，但新秩序下，他可以是普通的一份子。

然而真正自由的、才華橫溢的「另類」，往往是擁有了被認可的資格後，依舊堅持着自己的執念我行我素的人——《紅樓夢》里，賈寶玉最終考取了功名，獲得了世俗秩序的認可後，依舊選擇了出家為僧；《戀愛的犀牛》里，馬路贏得了鐘樓彩票的頭獎，成了世俗秩序下的有錢人後，依舊只執着於得到明明……楚小風在獲得認可後，還能繼續做之前那個自由自在從心而行的畫家嗎？還是會變成像某四字微博大V那樣，利用那數十萬點讚的流量變現，搖身一變，變成所謂「（吃）愛國（飯的）畫家」？

楚小風的扮演者，我很喜歡的青年演員董建春是這麼評價這個角色的：

「但故事最後楚小風依然是那個一無所有的窮畫家。」

這會是答案麼？我希望是。因為在一個真正適合所有人生存的新秩序下，楚小風這樣的人，應當繼續自由地活着。

特別鳴謝@應州_、Allen對於本文寫作的支持及幫助

參考文獻

[1] (美)保羅·福塞爾 著,梁麗珍 樂濤 石濤譯.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

[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西班牙)維森特·帕爾特 著.福山：沒有國族認同，就不可能有民主.程千千 編譯[EB/OL]https://mp.weixin.qq.com/s/u70iEhroZpZILosmtzLI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