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https://www.lawfareblog.com/europe-prepared-proxy-war-russia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僅用了幾天時間就顛覆了許多以前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歐洲慣例。歐盟不僅對莫斯科實施了嚴厲的制裁，禁止俄羅斯飛機進入其天空，還決定向烏克蘭提供5.03億美元的援助致命武器的計劃。就連一直以來中立的瑞典和芬蘭也是發送反坦克武器、突擊步槍和地對空導彈等軍事援助的歐洲國家之一。為了提供援助，德國已經對其不允許向衝突地區轉讓國產致命武器的長期政策做出了例外。這些武器轉讓無疑將提高烏克蘭國防軍的士氣，至少在短期內增加他們進行有效抵抗的前景。但除此之外，它們實際上使歐洲國家成為烏克蘭衝突的間接參與者。雖然這可能會讓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在俄羅斯入侵的壓力和公眾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顯得 "有所作為"，但這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換句話說，歐洲已經處於與俄羅斯的代理戰爭之中，但不清楚它是否做好了準備。代理戰爭通常被定義為「希望影響戰略結果的第三方間接參與衝突」。在代理戰爭中，外部贊助者通過各種手段支持選定的衝突方（代理方），如提供培訓、武器和資金，以及代理人力（如伊朗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動員民兵代表阿薩德在敘利亞作戰）。其他代理支持的情況可能包括更直接的援助，如情報共享和行動規劃，或要求進行空襲和間接射擊的能力。這種模式在打擊敘利亞伊斯蘭國的鬥爭中得到了成功應用，當地的敘利亞民主軍承擔了地面戰鬥的主要任務，而美國則提供了有限的空中和炮火支持，並派特種部隊人員擔任軍事顧問。最重要的是，也是代理戰爭的主要特徵，美國沒有投入大規模的常規部隊。就烏克蘭而言，西方的援助主要集中在提供反坦克導彈（ATGMs）和便攜式防空導彈（MANPADS），這兩種武器在烏克蘭的防禦工作中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雖然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至少從2018年起就包括提供「毒刺」便攜式防空系統和現代標槍反坦克武器，但自衝突爆發以來，歐洲已大幅加強了其武器交付。除了幾千枚肩扛式導彈和反坦克導彈，西方的支持還包括大量的小型武器（如手槍、突擊步槍和機槍）、彈藥、燃料、防彈衣、頭盔、夜視鏡，甚至還有少量的裝甲車和榴彈炮。此外，北約還討論了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蘇聯時期的戰鬥機，包括波蘭的米格-29戰鬥機；但這些計劃顯然被取消了，因為波蘭和北約都不想承擔直接向烏克蘭運送戰鬥機的責任。同時，英國已同意向烏克蘭提供「星光」防空導彈，該系統的射程比「毒刺」更遠，據說更難干擾。據報道，北約還提供了偵察數據，「以幫助烏克蘭空軍開發飛行物體和飛行地點的空中圖片」。這些努力補充了美國的情報共享，據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說，情報共享「包括有助於他們告知和發展對俄羅斯入侵的軍事反應的信息」。此外，包括丹麥和拉脫維亞在內的一些歐洲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他們不會試圖勸阻其公民前往烏克蘭並加入對抗俄羅斯軍隊的戰鬥，英國外交大臣莉茲.特拉斯（Liz Truss）甚至公開表示，她「絕對支持」那些想要這樣做的人。像烏克蘭軍隊這樣的代理人往往能獲得大量資源，從而大大提高他們的戰鬥力。在某些情況下，外部支持甚至可能轉化為政治合法性的提高。與此同時，對贊助商來說，代理權戰爭提供了幾個優勢。首先，與傳統的軍事干預相比，這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在某些情況下，它還可以通過似是而非的推諉或向對手發出希望控制衝突的信號，減輕衝突升級的風險。代理干預可以降低捲入衝突的政治成本，在國內可以繞過議會批准，避免公眾對傷亡的反感，在國外可以減少受到制裁或法律起訴的風險。本質上，北約可以戰鬥到最後一個烏克蘭人。儘管有這些顯而易見的好處，代理人戰爭也有一些相當大的風險。首先，外部支持非但不能防止衝突升級，反而會迅速轉變為滑坡效應，導致更廣泛的介入；美國在越南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普遍地說，代理干預往往會延長戰鬥的持續時間，提高總死亡率，並增加未來衝突再次發生的風險。此外，額外或更決定性的外部支持的前景可能會激勵代理人採取特別危險的戰略和戰術，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報復——學者們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道德風險」。一些專家認為，這正是2008年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被引誘與俄羅斯開戰時發生的事情。對美國和北約軍事援助的錯誤期望，不僅使薩卡什維利有膽量進攻南奧塞梯，而且布什政府隨後還為他提供了額外的戰後重建資金。同樣地，如果他們得到必要的手段，烏克蘭軍隊最終可能會試圖攻擊俄羅斯或白俄羅斯領土深處的目標，而這將不可避免地招致俄羅斯更嚴厲的反應。最後，雖然似是而非可以作為避免公開對抗的「方便的虛構」，但衝突的一方同樣可以利用外部支持的證據作為進一步升級戰爭的理由，特別是像目前的情況一樣，這種 "秘密 "援助已經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新聞媒體上被公開。在某一時刻，俄羅斯可能決定加劇黑山等地現有的緊張局勢，並增加東歐和東南歐「相互干預」的風險。烏克蘭士兵使用美制FGM-148「標槍」導彈擊中目標歐洲國家現在必須仔細權衡他們的選擇和可能的行動路線。儘管有一些人呼籲建立禁飛區，但正如歐洲理事會主席夏爾.米歇爾（Charles Michel）所說，由於「真正的升級風險和可能爆發第三次國際戰爭的真正風險」，禁飛區目前仍是不可能的。然而，目前還遠不清楚俄羅斯能容忍武器運送、情報支持甚至網絡干擾的時間有多長，尤其是如果它繼續在戰場上面臨激烈抵抗的話。正如《衛報》報道的那樣，「越來越多的歐洲外交官認為，普京將俄羅斯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視為需要報復的直接干預」。如果俄羅斯決定在武器運抵烏克蘭邊境之前對其進行攻擊，這將使歐洲陷入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安全危機，而北約的一些政策制定者私下裡已經開始擔心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相反，如果烏克蘭政府垮台或最終選擇流亡，風險可能會更大。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甚至在戰爭爆發前就開始考慮支持未來的叛亂活動，類似的討論可能也在歐洲各國首都舉行。如果衝突達到這一步，歐洲國家將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不僅可能重新考量他們願意向叛軍提供支持，而且還要是對烏克蘭叛亂分子和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等鄰國尋求安全避難所的外國志願者視而不見。可以肯定的是，事態的這種轉變將進一步增加局勢升級的風險。俄羅斯此前在敘利亞，車臣和阿富汗鎮壓叛亂的經驗，為烏克蘭叛亂的發展軌跡提供了充分的警告。最近的代理衝突也顯示出外部干預和暴力溢出的風險。例如，真主黨在敘利亞的參與導致了黎巴嫩的各種小規模衝突和自殺式炸彈襲擊，也門的胡塞武裝越來越多地用無人機和彈道導彈（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伊朗提供的）報復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沙特阿拉伯的目標。這些衝突產生了後續影響，帶來了更廣泛的挑戰，其中包括管理地區政治不穩定、監測外國武裝分子、防止激進化和恐怖襲擊，以及解決當前的難民危機等。儘管烏克蘭和中東之間存在明顯差異，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暴力和不穩定很有可能無法長期得到遏制。最後，儘管對叛亂活動的支持似乎是削弱俄羅斯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的重要工具，可以讓它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裡保持忙碌狀態，但衝突的衝擊將由烏克蘭的平民承受。內戰充斥着對人權的侵犯和對非戰鬥人員的不加區別的暴力，這些非戰鬥人員可能會發現自己很容易受到占領軍和叛軍組織的攻擊(事實上，研究發現，受益於外部支持的叛軍更有可能虐待平民)。無論烏克蘭戰爭如何展開，歐洲各國政府都將在未來幾天或幾周內面臨一些艱難的決定。儘管大多數政策制定者不願接受這樣的標籤，但關鍵是他們要正視自己已經與俄羅斯陷入代理人戰爭的事實，並徹底考慮相關的利益。鑑於事態升級和溢出效應的切實風險，歐洲將難以找到避免更大範圍衝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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