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黃宗智（Philip C.C. Huang），1940年生。著名歷史社會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系教授，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2004年榮休。先後擔任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國》季刊（Modern China）創辦編輯（1975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主要學術興趣為明清以來社會史、經濟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法律、習俗、與 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等。

今天回顧，我清楚地認識到學術研究也是一個自我認識和理解的過程，其中的關鍵也許是個人心底里最關心的問題。對我來說，主要是在中西思想和文化的並存和矛盾之中，怎樣來對待其間的張力、拉鋸、磨合，甚或融合和超越。

這既是一個認識的過程，也是，甚至更是感情層面上的過程。這樣的矛盾可能成為迷茫和頹廢的陷阱，但也可以是獨立思考和求真的動力；它可以使自己沮喪，但也可以成為深層的建設性動力。

我自己的啟蒙訓練是側重經驗證據的歷史學，不太關注理論。之後，正是中西之間的張力促使我在寫完博士論文並將其修改補充成為第一本專著之後，開始系統地研讀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

之所以同時關心兩者，除了作為學術問題之外，還有更深層的感情因素：在我的心目中，父親——作為一位早期（1911年）庚子賠款留學生、哥倫比亞大學1918年的經濟學博士——代表的是美國，也是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而母親——作為一位耕讀世家的閨秀，不懂英文——代表的則是傳統中國文化和農村。

我的博士論文《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梁啓超與現代中國》（以下簡稱「《自由主義》」）是在導師蕭公權（和父親）的影響下所寫的，除了儘可能精確地梳理梁啓超的思想之外，更試圖認同於蕭老師和父親都十分推崇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包括其經濟和政治思想，想在梁啓超的思想和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劃上等號，更在其中發現人生和學術的最終價值。

同時，也試圖儘可能模仿蕭老師所做的，根據他自己深厚的舊學問根底（十三經中他能夠背誦十二），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挖掘傾向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因素，因此在台灣搜集博士論文材料那年，師從康有為（最後）的「天游」輩弟子愛新覺羅（劉）·毓鋆愛新覺羅氏奕、溥、毓、恆輩中「毓」字輩的「王爺」，俗姓「劉」。學習今文經學。

但是，對我來說，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在感情上，該篇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都遠遠沒有解決自己心底里最關心的矛盾和問題。

那篇博士論文和之後在其基礎上寫成的專著，在自己內心所引發的其實是對學術的一種負面反應：缺乏興奮感，一度甚至陷入不十分在乎的心態，把博士論文的修改工程一直拖到為了保留自己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以下簡稱「加大」）洛杉磯校區（UCLA）的教學職位（終身權考核），方才迫不得已地「完成」了這本書。

同時，在完成此作之前，由於相反的感情驅動，便已經開始越來越認同於當時的中國及其所提倡的思想／意識形態。而且，由於一種幾乎是天生的，也是由於對母親的感情驅動，要求自己更多地關心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農村人民。那些感情因素都沒有在那本研究梁啓超的書中得到表達，之後也就逐步脫離了集中於精英的思想史研究。

那樣的轉向的一個關鍵動力是因為自己在價值觀上，一直把「老百姓」的福祉認作人生和學術的最高目的和價值。記得早在八歲那年（1948年），由於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在一夜之間居然凍死了三千人，而自己的家庭則處於近乎「朱門酒肉臭」的狀況，我感到非常震撼，覺得世界上絕對不應該有這樣的現象，覺得中國的貧窮老百姓實在經歷了太多的苦難。

出乎意料的是，這種感情和認識居然會牢牢地在自己心底里紮下了根，成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一個基本認識。其後，從自己兒童時期特別喜愛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和武俠小說中，這種有點類似於俠義和抱不平的精神和價值觀得到了更多的營養。

沒想到的是，這些感情因素居然會在自己三十來歲之後推動了我對中國革命的認同和思想上的左傾。但那樣的傾向是和之前的古典自由主義傾向並存的，因此形成了比較矛盾的思想和心態。

事後回顧，我才認識到那兩種傾向的並存以及其間的張力才是真正決定自己學術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的關鍵。在1972年獲得了加大終身權以及伴之而來的事業上的安全感之後，我便有強烈的衝動要憑藉自己的專業訓練（紮實的經驗研究），試圖通過學術來為內心的矛盾追求答案。

我所設想的是，要找到最翔實的歷史資料，通過研究來解答古典（以及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到底孰是孰非的問題：哪一方更契合中國實際，對理解中國的實際更有幫助？

為此，我花了足足兩年時間瀏覽各種各樣的歷史材料，最終發現「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大量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乃是自己所看到的最翔實的材料，由此決定完全投入其中，想通過嚴謹的經驗研究來解決內心的深層問題。當然，選擇這樣的題目和材料，其實已經脫離了從父親和導師那裡承繼的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偏重。

當時沒能看到的是，自己在那個階段想要解決的問題才是自己心底里真正最關心的問題，其後成為決定我一生學術生涯的主導問題。而且，正因為其來自內心深處，給予了我的學術研究強烈的動力。投入其中之後，我發現自己比對之前關於梁啓超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興奮得多，覺得學術研究具有無窮的趣味。

後來回顧，我才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一個給定實際乃是中西方在理智和感情兩個層面上同時並存的實際，並理解到這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給定基本實際，無論簡單拒絕哪一方都不可能達到內心的平衡和穩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用學術來探索兩者分別的對錯，從其對比中得出對兩者的新的認識、磨合與融合乃至超越。

而同時也由於那樣的追求，促使自己在兩者之外，發現了更具洞察力、更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實體主義「第三」理論傳統——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非主流「另類」理論，對自己之後的學術研究起到了較大的影響。

同樣關鍵的是內容豐富翔實的「滿鐵」調查資料。它使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農村的一系列基本實際，包括華北和江南兩地農村的社會結構和農業生產的基本面貌，並允許我憑此來對三大理論傳統做出有經驗證據依據的抉擇和取捨。譬如，看到大多數農民的貧窮，看到大多數村莊是由土地耕種不充分的小農場所組成的，看到農村社會的半分化（而不是簡單的階級分化和對立）狀態等。

而為了理解那些實際情況，需要同時藉助三大理論傳統的不同部分。後來，我有幸獲得了在華北調查順義縣（今北京市順義區）沙井村的機會，以及在江南深入調查松江縣（今上海市松江區）華陽橋村的機會，模仿「滿鐵」材料所展示的調查方法，每節與兩三位農民進行「座談」，每次集中於幾個題目，並隨時靈活跟蹤詢問，每節半天，在1983、1984、1985和1988年共積累了101節的訪問調查的詳細筆記。其中關鍵在於具體詢問，虛心吸納。

其結果就是拙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這兩本書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界得到了較高的評價，獲得本領域的兩大獎（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和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也奠定了我的「學術地位」。

但是，就我內心來說，更重要的是之後兩本書的中文版在國內所獲得的認可，一再重版，不僅被許多學者和研究生，也被許多本科生所認真閱讀（而在美國的學術環境中，因為它們是相對高度專業化的著作，根本就沒有可能在本科生課程中被選讀）。對我個人來說，最重要的也許是，後來獲知我所調查的兩個主要村莊的村民認為拙作乃是「比較客觀」的研究。

這兩本書基本上是在我進入「不惑之年」之後才作出的專著（慚愧得很）。它們基本確定了我之後一貫的學術研究方法，即要求在最翔實可靠的經驗證據的基礎上來決定對不同理論及其不同部分的取捨，採用的是結合多種理論傳統中的洞見的方法。

由此得出的一個特別關鍵的認識是，中國的經驗實際相對於西方理論來說多是「悖論」的，這是我對英語「paradoxical」一詞的翻譯，特別是指一對（從西方理論看來乃是）不可並存的矛盾現象，但在中國歷史經驗中是並存和真實的，例如：沒有發展的商品化、沒有發展的增長、沒有城鎮化的工業化等。從而試圖探尋、建構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概念。

在後一過程中，特別藉助於非主流的「另類」理論傳統。整個過程中的關鍵是不墨守任何一種理論，而是針對實際而「活學活用」現有理論資源，並且隨時按需要而建構新的概念——只要其有助於理解自己所看到的經驗實際。

回顧自己過去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較驚訝的是，感情，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來源和動力，其實比理性的認識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們習慣認為「問題意識」主要來自一個學者的學術或理論修養，而在我的人生經歷之中，它其實更來自感情。

而且，感情的驅動，區別於純粹的思考，也許更強有力、更可能成為個人長期的激勵。當然，其中的關鍵是要從矛盾的感情獲得建設性的動力而不是陷入頹喪。同時，需要把感情上的矛盾配合理性的求真才能從其中找到建設性的學術路徑。當然，這一切都和個人的背景、性格、遭遇等有一定的關聯，具有較大的偶然性。

同時，我個人的經歷也是一種把自己置於歷史情境之中，認同於人民和國家的歷程。這固然可以提高自己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研究的意義，而適當配合來自不同理論的問題意識，更能夠形成建設性的動力。

我一再強調要從不同理論的交鋒點來形成自己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其實最終也是源自上述經歷的一種方法性見解。我之所以要說明這樣的經歷是希望我個人的經歷能對處於同樣情境和心態的人起到一點積極的作用。

最後，我之所以在學術研究中一再強調要拒絕西方形式主義理論邏輯中慣用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習慣，顯然也源於自己的經歷，以及自己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認識和認同。

全盤西化和全盤中化都是不可持續的途徑，因為那樣的抉擇只可能把自己和中國置於「失衡」的狀態之中。在兩者之間探尋建設性的動力，根據關乎中國實際的經驗證據去追求融合與超越，才是我們和中國所應做出的選擇。矛盾，包括深層的情感矛盾，可以成為建設性問題意識和獨立思考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