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最新季第一期，訪問了高校教師、作家黃燈。這一期也被網友贊為「系列最愛」、「選題贏了」、「一集頂好幾集」。有觀眾從頭哭到尾，因為它直擊現實的痛點，引起人強大的共情。「一本」院校共錄取約195萬人，「二本」和專科類院校共錄取約771萬人。「和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形成鮮明對比……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那還是2006年的5月，黃燈任教廣東金融學院的第二年。黃燈有感於此，便將原本準備好的作文題目，改為《風》，讓同學當堂完成。她一聲不吭，低頭很快寫完，交上來時離下課還有很久。很久沒有寫作文了，沒想到再次提筆時，卻是自己心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我沒有心情去體會風的呼嘯，只能用呼嘯的風來寫自己的心情。此時，陣陣淒涼的風聲，不正好是自己此時內心的哀鳴嘛。黃燈難過地說：「我們當時對風的感受，不是悽厲嘛，我沒想到一個孩子會用『哀鳴'兩個字來形容自己的心情。」這位學生出生在多子女家庭，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她已經半年沒拿到生活費了。恰逢由於父母年齡不到四十五歲，申請助學貸款被拒，才有如此絕望和無奈的書寫。這篇作文對黃燈的影響極大，改變了她面對學生的視角。以前她只是上上課，回去寫寫論文，評評職稱，學生只是她的工作對象。而是帶着原生家庭的印跡，帶着對前途的迷惑和期許，走進她的課堂，走進她的生命里的一個個具體而實在的人。2019年，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刊載於《人民文學》雜誌，引起強烈反響。2020年，同名書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引發熱議。「非常平等地跟學生交流，學生需要心靈輔導都會找黃老師」，
「她有點給我精神導師的感覺」。
拼命鼓吹一種假裝的東西，就是不教小孩觀察身邊的東西。黃燈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她說，「從教十三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我發生過爭論」。所以在她的作文課上，她鼓勵學生拋棄高中那套標準化、模版化的語言體系。給予學生最大的寬容、理解和耐心，讓他們回到本真狀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真正去面對自己的心靈。有一次父親來接她，大老遠地喊：「你站在那，一動不動啊」，然後朝她走來。她一下子被擊中，腿像被灌了鉛，她理解父親不是不善言辭，而是有另一套表達愛意的方式。2020年，黃燈辭去二本院校院長的職務，去到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當一名普通的老師。她在深職院開了一個寫作工坊，學生沒有學分，老師沒有酬勞，但很多學生都喜歡來聽課。她寫：該分的水都分完了，「源頭活水」們老師們一直都很放心，到時我們這群「工業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一個十七八歲、十八九歲的女孩說自己是「工業廢水」，黃燈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表達，覺得觸目驚心。她在課上痛心地說：「都是孩子，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是『工業廢水』呢？」交談時，許知遠問黃燈，20多年前她上大學的時候有類似「工業廢水」這樣的沉重感嗎？沒有，我覺得沒有，真的沒有，黃燈否認了三次，她說她也是農村出來的，但對自己的期待，絕對不會用「工業廢水」來形容。黃燈在大學教書有個直觀的感受，「我的男學生都不追女孩子的」。因為他們覺得沒資格，追女生又花時間又花錢，還不見得能結婚，結果是不能保證的。90年代的大學生也沒錢，但在追求異性時那種自信、張揚以及生命活力，像個年輕人的樣子。當時有那種閒散和放鬆的心態，因為不用擔心找工作（當年大學生還包分配），不用擔心生活費（每個月國家有生活補貼），也不用費盡心機的爭排名和獎學金（這些不會影響學生的前途）。更不用為了畢業簡歷的光鮮去修第二學歷、考無數的證件，當然，更不知「買房」為何物（當初都是單位福利分房）。他們早已沒有屬於大學時代的青春和莽撞，他們連捉弄一下老師的興趣和心思都消失殆盡。進到大學校園的第一天，還來不及排解中學時代內心的淤積，就被告知就業的壓力、買房的壓力、競爭的壓力。課堂上沉默不語的黃慶偉，在《我悲哀地看着這個時代》中，悲觀地寫下：「烏雲已經醞釀着危機，雷鳴電閃而人們視而不見，暴雨將至，沒人能倖免於難」。在房價平穩、經濟上行的階段，通過各種努力和嘗試，大都能擁有一份踏實的工作，在工作的庇佑下成家立業，並有三分之一留在了廣州、深圳。而她的15級學生，沒有一個外來的孩子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工資，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能在廣深立足。在「211」「985」「名校碩博」等嚴苛的條件下，學生也只能接受可能一生普通的命運。她是一位看清現實，非常聰明的女孩，她每一步選擇都符合實際、實用、利益最大化。黃燈為她早早衣食無憂的生活感到慶幸，但沒辦法否認內心深處的失落。晚秋不過是早早認清現實，及時調整姿態，以一種徹底的工具化方式，找到對付的途徑罷了。作為教育者，黃燈為這種「自我工具化」，掏空了年輕人身上更為重要的青春特質而感到悲傷。她深知個人成功的價值觀，會妨礙人去建構自己完整、充實、自我主宰、充滿力量的生活。「好像現在大家都把考公務員，當作最終的抉擇了」，一位學生在飯桌上說。「工作幾年再去考公的，這種就是知道穩定的好處了」，宇鑫說。他回答，首先肯定是安居樂業，這個目標實現後，再追求自己喜歡的，可以一直從事下去的東西。飯局結束，在行駛的車流中，字幕緩緩打出宇鑫坎坷的八年。「（宇鑫）出生在粵西北的一個普通山村。畢業後，他堅持進了一家社工機構。儘管收入極低，還是堅持了三年。」「考慮到他家庭的情況，我（黃燈）曾竭力推薦他進入珠三角一個小城市的公安局。沒想到不到十天。他斷然辭職，回到社工組織。」「但畢業八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具體擔子，終於壓在這個男人的肩頭。生活已沒有太多選擇」。有自己想法和堅持的宇鑫，對物質沒有太大欲望的宇鑫，最終也將「安居樂業」當作首要任務。但恰好，境遇不怎麼好的，內心有苦楚的孩子，喜歡跟黃燈聊天。如果不是長期的觀察和接觸，如果不是發自肺腑的關懷，斷不會有如此真實赤裸的文字。當確定性變得越來越匱乏，穩定生活越來越成為奢望，更多的學生選擇了考公。「體制內的工作，這個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是一種平庸的生活，是一種很可怕的生活，但你不知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是一種特別有安全感的生活，是一種很奢侈的生活 。」她解決不了學生的問題，還把他們寫下來，變成書，變成商品，被別人評頭論足。廣州有個叫龍洞的城中村，黃燈的很多學生都住過這裡，有的已經走出，有的還在。節目裡，鏡頭追隨着偉福的腳步，來到擁擠、嘈雜、無序的城中村。爬了黑黢黢的樓梯，累得氣喘吁吁，看到門口掛了一塊牌子，寫着「未居」二字。燈光閃爍下的電影劇照，實木夾子夾起來的生活照、明信片，無不顯示着主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點擊閱讀原文來微博找探長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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