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渠敬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

丨渠敬東

各位領導、老師，今天是北大的生日，我覺得討論這個話題真是北大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從社會學和文明研究的角度，來談一談對這次疫情的一些觀察和反思。歷史總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瞬間降臨到我們身上。從一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次疫情揭示了歷史的另一層本質：即一種完全超出預想、預測和預判的狀況，不是我們習慣的日常生活，出人意料地給出了一個新的起點。所以，這次的疫情，有的人看作某種世界體系的瓦解，某種新的世界體系形成的起點，我覺得都是有道理的。

冠狀病毒就像天外來客，瞬間把既定的世界秩序摧毀掉。使我們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講法：「一切的歷史都是自然史。」自然史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永遠也難以預料和估量。也正是這次疫情，讓這個世界原來隱藏着的各種各樣的危機都加快腳步爆發出來，這確實是我們走向一個新的時代的歷史時刻。

《資本論》首版

疫情，也是當下正在展示的那樣，將我們原來所認識到的人性、人們習慣的習俗（比如說歐洲人為什麼不願意戴口罩，會產生這麼大的爭論，這是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法律、民族、國家，甚至是國際體制，都瞬間結合起來，並給這些既定的秩序，給人類的驕傲和自大迎頭痛擊。由此，我們必然會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不確定性，在各個方面都有可能引發出問題化的效應，而且，全世界的人都經歷其中，所有人都體會到了這種殘酷痛徹的感受。

疫情之下，歐洲漸漸轉變戴口罩觀念

因此，這個世界還會隨之進入到一個懷疑的時代。正是病毒將人的生理和心理、經濟和社會、國家及其文明基礎，以及世界和歷史，所有的這些存在都完整地勾連在一起，使許多危機疊加並存。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一個既有體系遭到普遍懷疑的情況下，如果哪個國家或民族，能夠基於自身對生命、對世界的理解，儘快、儘可能地奠定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奠定全新的認知世界的方式，才是走向世界或引領世界的最根本基礎。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北京大學承擔着前所未有的責任。病毒絕對不只是針對某些人的生命，也不是純粹的國際政治危機，而是對人類知識體系的挑戰。這就是全球化帶來的雙向效果。

世界歷史的全球化時代，迄今已經歷經三四十年了。今天來看，一方面中國得到了世界全球化的惠顧，抓住了這次歷史機遇，通過各種方式找到了最優的資源配置，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的契機。不過，我們也知道，全球化並不是在經濟層面發生，這次疫情帶給我們另外一個啟發，就像黑格爾講的那樣，一件事情走到了要害地步的時候，它的反面作用或反向機制自然會到來。所以，這次疫情讓我們體會到，全球化不只是經濟的全球化，不只是資本、金融運作的全球化，同時也是疾病、瘟疫的全球化，全球化已經成為人類各種危機的一次集中表達。

我們可以看到，金融問題、環境問題、氣候問題、移民問題、極端宗教問題以及疾病的全球擴散，包括今天在各個國家，特別是在歐洲出現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是全球化的潮流所致。中國也同樣面臨着各種相似的壓力。涂爾幹說，現代社會是一種傳染社會，產業分工、金融運作、人口遷移、民情與大眾的意見，也都像流行病那樣相互傳染。正因如此，我們也會想到孟德斯鳩的教誨，即我們要從「法的總精神」，即文明體之構造的角度，將自然、地理、氣候、體質、心理以及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等一併融通關聯，才能從根本上把握整體社會運轉的規律。通過這場疫情，我們才真正體會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全球化一定是雙向矛盾的、正反交織的歷史，需要全面加以檢視。

這次疫情，恰恰用一種極限實驗的方式，把這個背反的時代展現出來。不僅生命遇到了一個極端的處境，社會、國家也都遇到了極端的處境。人們對生命本身，對自身的義務，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和義務都不得不加以反思。在某種意義上，瘟疫同戰爭一樣，是全覆蓋和總動員的，它需要人們，無論是每一個具體的人、還是一個整體的政治制度，做出即時反映、即時理解和即時決斷，我們這幾個月都經歷得很清楚。所以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普通百姓，都需要靠直覺，而沒有充裕的時間空間做一層層的理性推斷和安排。因此，就在這樣的直覺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個具體的人的直接反應，以及一個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如何展現。這是一種應激/應急式的反應，是一種即時性的考驗，不是形式上的理論研討，也不是印在紙上的制度規則。

第二，我們也清楚看到，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內在的生命意識，亦可得到直接的體現。正是在疫情突發的時刻，我們所有人都面臨一種無法逃避的價值問題——對政治、對生命、對社會的價值判斷，我們所要守住的底線在哪裡。因此，幾乎所有對於構建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概念範疇，都在接受驗證，同時也會產生很多學理上的疑問和反思的可能性。

比如說，如何理解生命？如何保護生命？生命和自由究竟什麼關係？生命的內涵，究竟是保全自己，還是連帶着他人？昨天美國紐約的天氣陽光明媚，一大堆人又到草坪曬太陽去了，不戴口罩。類似的這種情形，讓我們必須要反思，自由是誰的自由，生命都包含哪些生命？當所有人的生命都遭遇威脅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讓渡我們的權利？在生命保護，特別是瘟疫因具有傳染性而必然發生社會連帶作用的時候，每個人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和全體人的生命是什麼關係？這種生命意識，決不是只限於統計學的範圍，也不是社會成本意義上的，既是一種身體的關係，也包括整個社會心理上的恐懼，以及彼此信任的內在關聯。

紐約州疫情稍緩，中央公園人滿為患

所有這些，都是學術上的基本問題，都是基礎學科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也正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文明的根本問題。因為任何意義上的即時反應，都是文明造就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疫情使得我們看到生命保護和國家動員處於一個暫時的真空狀態。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會把它所涉及到的總體問題——權利和義務、意志和權威、自由和服從、個體與全體的這些最根本的學理問題，在各個層面上納入到我們重新思考的空間中來。

我們需要全面反省現代社會的基本概念。疫情讓我們看到了文明構造的DNA，文明的底色。疫情有如社會學意義上的「破壞實驗」：當一個社會的危機突如其來，猝不及防的時候，便會形成一種現象學還原的效果，將人性及制度的根本基質和機制呈現出來。

現象即本質，這種本能般的反應，不只是生命和心理的肌能反應，而同樣是社會的反應、國家的反應，甚至是國際社會的反應，所有這些都打上了文明的深刻印記。我們要生命，還是要自由？是何種生命，何種自由？面對恐懼，克服恐懼，是要依靠理性，還是激情？我們如何感受祖國同胞或他國人民的痛苦？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出不同文明對此具有的不同態度和做法，都需要我們要從真正的總體文明構造的角度，在不同區域的文明構造里，來重新構建我們的學術和認識。

舉個例子說，歐洲的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對這次疫情的反應就有很大差別。在歐洲北部的新教國家裡，人們常用個體主義和理性化的方式來面對疫情，這種理性化的程度在中國人看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這裡的人儘量避免採用激情化的方式來面對疫情，也不願意表露喪失生命的痛苦。而在相對傳統的天主教國家，人們要克服恐懼，戰勝死亡，則常從感覺和激情出發，強調悲憫的意識，從肉身的角度來表達人世間的痛苦，所以，我們才會覺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戰疫是如此嚴峻。所以說，人們對於危機的直接反應，最與歷史積澱而成的文明基礎有關。

愛德華·蒙克：《患西班牙流感中的自畫像》

上述差異，只是一個例證而已，事實上，歐洲普遍施行政教分離以後，這個問題要比單純的宗教文明更為複雜。再比如，這次美國的情形比較複雜，超出預料，但如何去理解這些情況，我認為必須要從美國構建的文明板塊、建國以來的基本政治構造和美國社會分裂的現狀角度，來考察美國某些極端政治派別的基督教世界主義的底色。

上述學理問題，對於中國的防疫模式也至關重要。從文明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生命意識，即惻隱之心，不忍之心，突出體現在獨有的相互關懷上。面對生命的威脅，不計算得失成本，不惜代價地全力挽救生命，顯露出了這一文明最深層的底色。在這樣的文明系統中，每個人都具有一種非純粹個體化的生命結構，即是以一種生命的連續體來體現每個人的生命。「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或者如梁漱溟先生說：「人互喜以所親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者之悲，悲而不傷。蓋得心理共鳴，衷情發舒合於生命交融活潑之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防疫中的一種辯證關係：人與人的有效隔離，恰恰是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善感通、重人倫的強連帶關係來保證的。在支援武漢的紀錄片中，我們常常看到，醫患之間的關係，是以全方位互動、擬親情關聯的方式展開的。同樣，這種文明所強調的常情常理，是以從家人到同胞的外推來實現的。絕大多數人，恰恰是因擔心家人感染而進行自我控制的，因而各個家庭、社區和村莊才能做到「守土有責」。與親人倫理一樣，同胞倫理則突出體現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共識。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家」「國」聯動，相互呼應，才能做到對家人和同胞生命的保護。

CGTN (中國國際電視台)推出的英語新聞紀錄片《武漢戰疫紀》

由疫情反映出來的上述種種現象，都呼喚我們要以文明研究作為支點，來重構我們的學術研究。而且，這種學術的真正基礎，並非是以文明的衝突作為基本假設的，而是從正向的文明問題出發，來深化對中國自身和整個世界的理解。

如同全球化今天顯露出正反兩向的雙重效應一樣，晚近以來的國際學術研究也緊隨這樣的歷史過程，表現出標準化和技術化的趨勢。在這種情形下，學術研究沉湎於專業化和精緻化的要求，甚至過於碎片化，而對於文明基本問題的理解和研究則準備不足，最終導致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科的衰落。

然而，面對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的巨變以及各種危機的挑戰，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勢所趨，發展所向。在未來，中國要與整個世界深入交道，要在世界歷史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必然與我們對於自身文明和世界諸文明的理解深度密切相關。要理解和融入世界，並形成明確的自我認識，就必須要返回對於世界諸文明的源流及其歷史、現狀及其變遷的考察，並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之構造加以深刻把握，這就是北京大學應該擔負起的學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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