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如果六十多年之後，一個傑克·凱魯亞克和一個艾倫··金斯堡再度相遇，他們還能一見如故嗎？

我相信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1950年代，美國的反對派團體像今天一樣多樣，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民權倡導者、元女權主義者、男女同性戀者，以及波希米亞人之類，五花八門，然而，在意識形態上，每個團體並不是那麼僵硬的，不是像今天那樣，動不動就與其他群體爭吵，或者把內部的不服從分子踢出群的。他們都清楚，他們共同的大敵，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個體、對文化的壓抑。沒有什麼比反對這個敵人、謀求個性釋放更大的共同訴求了。

凱魯亞克如果活在六十多年後，他可能會發現自己和金斯堡根本就勢不兩立：金斯堡是個學院派，理論高人，出入於赫赫有名的「紐約知識分子」圈子，以犀利地批評美國為畢生的志業，而他自己則是個愛國者，看到美國國旗冉冉上升時都會掉眼淚。

金斯堡和凱魯亞克

他們兩個早在二戰末就見面並互有書信了，金斯堡在一封信里說，凱魯亞克有一個「外邦人的大腦」——「goyishe kopf」，意為一個不開化的笨蛋。這詞有着聖經淵源，金斯堡是針對凱魯亞克念念不忘的自己的宗教背景做的諷刺，凱魯亞克用一種頗悲傷的口氣回信反詰說，他一向跟金斯堡那圈子的人，那整個的「知識分子氣氛」是對立的，他的人生的早年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敵對中度過。這種氣氛自發地排斥他：

"因而引起了我無數的懊惱，以及憎厭。……我整個清醒的本性告訴我，這類事情於我而言是道不同的。……我是耶和華的兒子——我戰戰兢兢地走向那些眉頭皺攏着的長老們，他們好像知道我的每一個過失，並且準備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懲罰我。」

1959年時的金斯堡

凱魯亞克的回話引來了金斯堡更銳利的分析。他覆信說：「你感到的『懊惱』是公然的外部化（avowedly exteriorized），你害怕……在外部意識到你那致命的缺陷。」

兩個人的話都不無晦澀。凱魯亞克從來樂於自比耶穌，譏諷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手的文化貴人不知他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福音，金斯堡則指出他自稱懊惱，是把壓力和責任推給別人，而不敢跳出自身之外來看到自身的問題。當1957年，維京出版社將《在路上》推向市場時，我們在書中依然能看到凱魯亞克對紐約的理論家們不留情面的挖苦："我的紐約朋友們，所有人，都待在一個噩夢一樣的消極的位置上，他們都在貶低社會，利用他們迂腐乏味的文學、政治或精神分析方面的藉口。」與之相反的是他的朋友迪安·莫里亞蒂，他只是「在社會上奔跑，渴念麵包與愛情。」

凱魯亞克

但書信中的衝突，不妨礙兩人是實體世界裡的好友。最新中譯出版的《我們這一代人：金斯堡文學講稿》中，身為同性戀者的金斯堡，把他們的初識寫得如同一見鍾情，你可能必須克服乍看之下的不適應，去熟悉這些人身上的好處。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大一的下半學期時，金斯堡經好友呂西安·卡爾的介紹去見凱魯亞克，「凱魯亞克是一個非常成熟、敏銳、善於觀察、寬容的人，我們雙方都懷着好奇心。他看到了我的淺薄，我也看到了他的野性。我愛上了呂西安，我也愛上了凱魯亞克。」這場交往的結果是，「我發現我可以同時愛上很多人。」——這是多麼美好的發現。

凱魯亞克這位率先定義了「垮掉一代」的作家（他有一本書就叫《垮掉一代》），自己也成了「垮掉派」的代表人物。這一點很不尋常。一般人或許就簡單地理解為凱魯亞克太想成名了——他想自任旗手，成為文學界矚目的明星和年輕人的偶像；然而，根據給他寫傳記的安·恰特斯的記述，當《在路上》出版之前，凱魯亞克就不無難過地告訴朋友們說，自己馬上就要成為「中產階級青年的時尚」了，那意味着他將變成符號，被社會中追求體面和穩定的那一部分人據為己有，他的浪蕩不羈的宣言將補足中產階級的個人形象里比較缺少的那部分內容。

凱魯亞克和呂西安·卡爾

他的預見是對的，更加難堪的是，他必須去應付隨之而來的出版宣傳活動，這着實不是他想要參與的事情。

他被名聲所折磨，是有很多證據的。從他留下的眾多肖像照里，我們幾乎看不見一個稍許志得意滿的凱魯亞克，他總是有種凝重的神色，即便是早年，套着一件橄欖球服、顯出傲人的身材的時候，他的表情也不是得意的，而顯得有心事。酗酒——可以稱之為「不自重」的表現——是為了紓解壓力，違背他本意的名聲對他是一場重負，他拿着賺到的版稅搬回到他那位虔信天主教的媽媽的家裡：他從未想過與那個落後的世界斷絕關係。

所以凱魯亞克值得認真對待，我們要看到，他即便不排斥成名，也絕不肯背負一個呼籲幻滅的年輕一代一道「墮落」的名聲。據金斯堡的解釋，Beat Generation一詞源於凱魯亞克和約翰·克列隆·霍爾姆斯的一次閒談，凱魯亞克用它來概括他那一代人。

約翰·克列隆·霍爾姆斯

霍爾姆斯在1952年寫文章推出了這個概念，而當媒體開始大肆採用它時，凱魯亞克立刻予以解釋說，BG並不是「完蛋的一代」、「毀掉的一代」的意思，Beat含有卑微和謙遜的姿態，此外，Beat在英文中還有鼓點的意思。最後，Beat被釋義為Beatific，即「安詳」，以及Beatitude——「八福」，這都是基督教的概念。

這樣的澄清，一直是需要的，誰能體會到《在路上》的作者心裡牢牢地存有「八福」呢？

而他因提出並代言了「垮掉一代」運動而受到的抵制，看起來自始就是非常激烈的。年長一些的人，一般就把他看成是常見的反叛父輩的青年，名噪一時而已，而同樣標榜「憤怒」的人，像是同期英國的「憤怒青年」運動的幾位干將如約翰·韋恩等，又會覺得美國人都不嚴肅，都是奔着頹廢狂亂而去，而自己才是有着社會擔當的。對此，凱魯亞克在《「垮掉一代」之緣起》中，對自己做了捍衛：

「不，我願為事物代言。為了十字架說句話，為了以色列之星說句話，為了一位史上最神聖的德國人（巴赫）說句話，為了親切的穆罕默德說句話，為了佛陀說句話，為了老子和莊子說句話，為了鈴木大拙說句話。……為什麼我應該攻擊我生命中熱愛的事物？這是『垮掉』。就這樣生活？不，愛你的生活。」

這話的政治思想主張是極含糊不清的，但語言很有特色，稱得上是「炫」（hot）的，與之相對的，如他本人所說，是嬉皮士式的「酷」（cool）。嬉皮士和垮掉派在1940—1950年代之交幾乎同時登上美國亞文化的舞台，「炫」不像「酷」那樣故意乖離正規和體面，「炫」似乎主要是一種欣賞型的姿態，欣賞自己也欣賞他人，稱讚歷史上精湛而獨創的思想，但不會悲天憫人（凱魯亞克對政治的確不感興趣），更多的是在孤芳自賞之餘，記錄下和夥伴們的同游同在。他說「喜歡」的時候遠多於說「恨」的時候；他甚至講，那些看起來活像罪犯的嬉皮士，他們「總是念叨的事情也是我喜歡的事情」，而嬉皮士運動也一向視他那一夥為同路人。

凱魯亞克

他旺盛的寫作生涯持續了十年左右，寫出的不少作品都直接表現「垮掉派」日常，如《達摩流浪者》、《孤獨旅者》之類。「垮掉派」的夥伴感非常強，《達摩流浪者》中講述的修禪派對，結伴旅行，夾雜着各種酒精作用下的粗話和對性事的恣情談論，但發自肺腑的討論更是無處不在。雖然凱魯亞克一向對諸如「禪」、「精神分析」之類理論化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書中那些討論修禪的目的，討論該上怎樣的地方去體會更加深刻的禪意，討論在旅途的下一站會有怎樣的際遇的人，得到的都是正面的描繪。他們完全不為改變世界操心，而只在意自己善意的追求。書中的賈菲就對雷蒙說過：

「你和我都不是那種願意為了過優裕的生活而踐踏別人的人。我們的理想是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永遠為所有的有情禱告。」

紐約知識分子派的掌門人萊昂諾爾·特里林，

他非常喜歡金斯堡這個學生，

也很欣賞凱魯亞克

金斯堡不愧是紐約大批評家萊昂諾爾·特里林的得意門生，他準確地把《在路上》的風格定為「自然旋律主義」。書中的尼爾·卡薩帝着實迷人，整篇作品裡，他用各種小小的作奸犯科在為這一場公路旅行、同時也為記錄這場旅行的散文提供持續的動力，持續地為其加速。他們在用這速度紀念他們的時光，同時也在紀念他們所經過的地方，看到的事物，談及的話題。在行動速度已越來越不成問題的當今，讀《在路上》依然是一場感覺被它帶節奏的體驗，只是大量喝咖啡和通宵達旦服用安非他命的情節才會讓人冷靜下來，知道此事不可效仿，猶如不可效仿《水滸傳》里，那些行動坐臥動輒安排上三杯大酒的好漢。

正像凱魯亞克的氣質所顯現的，他是個總有心事的人。金斯堡當年諷刺他，就是直指他的心病：他為沒能繼承父母留下的傳統價值觀而內疚，同時，他又不自覺地對波西米亞式的地下社會懷有迷戀。在《在路上》中的這一群夥伴里，薩爾·帕拉迪斯從未停止一種幽微的埋怨：他埋怨自己因為抑制不住的愛而跟隨了迪恩，從而離開了社會的正軌，儘管他們一道度過了諸多難忘的日夜。可是人們都想當然地把凱魯亞克等同於迪恩·莫里亞蒂，而非內心矛盾的薩爾。

金斯堡

《在路上》出版於1957年，之後，凱魯亞克曾寫信聯繫馬龍·白蘭度，請他買下電影版權，並飾演迪恩，而他自己出演薩爾。他在信中設想好了拍攝技巧：在汽車前座上架起攝像機，日夜拍攝出從道路延伸到路邊風景的美妙鏡頭。他還說，拍電影，給自己的銀行賬戶充入一條持續的現金流，是為了扶助他心愛的媽媽，並承擔他接下來要去日本、印度、法國等地的旅行開支，此外他還說，美國的電影和戲劇都讓他失望了，他想要來一番「重做」。

這野心不可謂不小，可是，這對當時如此有名的他來說，卻也是一番絕望的努力。馬龍·白蘭度並沒有理會他，恐怕也不理解他想要把自己和薩爾·帕拉迪斯合為一體的強烈願望。作為垮掉派運動的靈魂人物，凱魯亞克對於真實地表達自己並準確地被人領會這一點有着過於強烈的執念了，他並沒有考慮如何更妥當地利用好自己的走紅。

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最早的合影

青年學生是凱魯亞克的追隨者中的主力，逼近六十年代時，他們的群體在垮掉派等雅文化運動的感召之下，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批判性的反美態度，這跟凱魯亞克的秉性完全不相容。他退出了垮掉運動的第一線，回到了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母親的家中，也不再寫什麼能讓人記住的東西，但金斯堡卻一直活躍着，他所做的一件事，是為傑克·凱魯亞克開創的事業辯護，為他的天才和人格辯護。

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金斯堡經常提到諾曼·波多霍雷茨的名字。猶太人波多霍雷茨當年是一位批評界新銳，他在《在路上》出版後連續寫出多篇文章，批判「垮掉派」不是什麼文學救世主，他們是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病症之一，而不是對病症的治療手段。他的一篇發表在《黨派評論》上的文章《一無所知的波西米亞人》，完全否定了金斯堡、凱魯亞克等人的成就，他說他們寫的故事很差、詩很差，本身也是壞人，他們慫恿人身上危險的衝動。他說，「垮掉派」和那些穿皮夾克、腰佩彈簧刀的青年飛車黨沒什麼兩樣，

批評家諾曼·波德霍雷茨現年93歲，金斯堡於1958年和他見面，

對他的印象是「他有一個圓肚子」

「即使是凱魯亞克書中相對溫和的精神，也很容易溢出來成為暴行，因為這些書中有一種壓抑的呼聲：殺掉那些能發表連貫的言辭的知識分子，殺掉那些安安靜靜地一連坐上五分鐘的人，殺掉那些無法理解的人——那些能認認真真地和一個女人、一份工作、一項事業打交道的人。」

波德霍雷茨身上有着高級知識分子的潔癖，天然地不信任「垮掉派」那種趨於自動化的、在他看來不講究美感和文字精確度的寫作。誰知金斯堡是如此認真的人，他請他來跟凱魯亞克和他自己見面，見面是人和人交往的正途，居於文辭是非之上。

那是1958年秋的一個晚上，他們三人碰面了，波德霍雷茨後來回憶說，金斯堡用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反覆地說服他去領會凱魯亞克的才華，而貶低他那自以為是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波德霍雷茨不得不為自己辯護，他發現他和金斯堡處處都是相反的：在同性戀的問題上，在對家庭的看法上，在對美國中產階級總體情況的判斷上……

其實他們雙方都是對對方的世界有所嚮往的：金斯堡本來就出身紐約知識分子圈，卻加入了「垮掉派」，他以1955年的《嚎叫》「出圈」，幾乎宣告了自斷回歸那個圈子的路，他只能去擁抱「垮掉派」許諾的那種追求更大強度、更大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波德霍雷茨也未嘗不對穩定的日子心生遺憾：他也是個年輕人，也好奇自由上路的感覺，也渴望性冒險，也會感到在婚姻家庭的問題上受了長輩的欺騙。

金斯堡

但他們終究是誰都沒能說服誰。在這本講稿里，金斯堡顯示了他的氣度：這個以「嚎叫」發家的文化名人幾乎沒有對任何批評者有報復的言論，也沒有用什麼不入流的筆法去揭發別人，更不曾掰扯自己那個圈子的人的私事。對好友凱魯亞克，他除了讚許外就是惋惜，他惋惜凱魯亞克在《在路上》之後的消沉，沒能再出產更好的作品，通過描寫他的好友如何忠實於自己完全私人的反叛（是時勢違背他的本意。將它「擴大化」為一場亞文化運動），他也對凱魯亞克盡效了忠實。

凱魯亞克於1969年10月猝逝，那年，另一位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的「垮掉派」成員加里·斯奈德，曾發表了一次總結性的演講。斯奈德選定的精神歸宿是「荒野」——美國在這方麵條件得天獨厚——他憑此對「垮掉派」的「在路上主義」提出批評："你本該做的是走進野外的空間，過了一百年後，你最終做的是來來回回地開車，能開多快就開多快。"

加里·斯奈德，現年92歲

在斯奈德看來，凱魯亞克們是一些無路可走、只好繞圈子的假牛仔，他們離不開城市，離不開汽油，並不需要真正的大自然。這批評也是對的，但悖論的是，假如不從曼哈頓的地下社會發起，不依賴出版、派對和夥伴關係的蓬勃表達，「垮掉一代」又如何成為足以影響歷史、感召後人的文化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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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原創

首發《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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