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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但那只會寫出摹擬體的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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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松芳
責任編輯|劉小磊
中國第一部文學批評經典——劉勰的《文心雕龍》序志篇開篇即提出:「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探討作家作品「為文之用心」的創作論,應當是文學研究和評論的重要任務,對於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更應如此,對作為詩的國度的代表——唐代詩歌,尤應如此。這就有了黃天驥先生的「冷暖室古典文學創作論」之《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這是黃天驥先生從教六十餘年來詩歌創作與研究的結晶。黃先生幼承家學,後又從詹安泰、黃海章等前輩學習詩詞,在教學研究生涯中,雖然以戲曲為主,但也長期講授詩詞,並出版過《黃天驥詩詞曲十講》《詩詞創作發凡》以及《冷暖室別集》等。所以,陳平原教授在《南國學人的志趣和情懷》一文中說:「顧隨的弟子葉嘉瑩在南開大學以及全國各地講授古詩詞,受到熱烈追捧。以我對黃老師的了解,若願意暫時擱置戲曲研究的重任,專心經營詩詞曲的講授,其效果當不在葉嘉瑩之下。」
當然我們不宜斤斤於二位先生講授效果之高下,但可討論其各自的特點,方最有裨於讀者;再則,《唐詩三百年》,也實可當黃先生的唐詩講稿看,他確實在細心地教我們如何閱讀和理解唐代詩人及其作品,用一句簡單的行話,就是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讀唐詩。我們不妨從黃先生解詩的兩個特點談起。
首先是創作體驗,詩心相接,碰撞激發。日前看到程千帆先生1998年10月12日的一段講課錄音,說他們當年去胡小石先生家上唐人七絕的課,胡先生給他們講柳宗元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講着講着就拿起書唱起來,唱了五六遍,然後把書一摔:你們走吧,我把什麼都告訴你們了。程先生對此印象非常深刻,認為胡先生為什麼講得那麼好,是因為他「拿自己的心,去爆發了火花,去接觸唐朝詩人的心,心與心相碰,是一種精神上的交融」。黃天驥先生講唐詩本質上也是這樣,但形式上則大異於這種太過傳統的方式,而充分照顧到了新時代的學生的特點。比如他給同學們講《春江花月夜》時,便先創作發表了體式和風格相仿的《花市行》,雖然被黃海章教授批評不該效法初唐體,內心卻是竊喜——效仿的成功,證明能得初唐詩人的詩心。這樣,給同學們講起來,才能古今一體,師生一體。所以,當年「新三屆」的本科同學每次畢業聚會,必再請黃老師重講此詩,以為最佳的紀念。後來黃先生給我們講吳梅村的《圓圓行》時,則提供一篇匿名的《珠水吟》供大家當靶子攻擊完後,再從歌行體發展的歷史,綜合分析歷代名篇的優劣得失,也中肯指出《珠水吟》的可取與不足之處,並直言相告,此乃「拙作」。所以,探討詩人之用心,既要知人,講詩人一時之用心,也要論世,講詩歌寫作的情境,甚至其時代背景,還要講詩歌及其體式發展的歷史,這樣才能把詩人創作之用心及詩篇傑出之所以然講深講透。像本書中收錄的《說李白的<早發白帝城>》,從猿啼意象入手,歷證其向為悲苦之聲,但為什麼在李白詩中來了個大逆轉?這完全是李白異常心境的投射:他行到此處突然遇赦了——此前他是「世人皆欲殺」(杜甫語)之人,現在他遇赦了,是令人狂喜的事,但高傲的李白卻不肯正面表露。如此,全詩純以景語寫之,表面輕快之下,實寓萬鈞心力,故能驚風雨、泣鬼神,力壓三唐。
其次是以戲劇與音樂的眼光討論唐詩的描寫及其結體特徵。無論戲曲與音樂,在黃先生都屬本色與當行。黃先生是古典戲曲研究的名家,長期兼任中國古代戲曲學會會長。他的古典文學創作論系列研究與寫作,也正是從戲曲開始的,目前已出版《情解西廂:<西廂記>創作論》,《意趣神色:<牡丹亭>創作論》,備受學界讚譽。黃先生常說他「帶着詩詞的眼光去研究戲曲,又帶着戲曲的眼光去研究詩詞」,於詩詞與音樂的關係亦然;黃先生曾親炙名師學習合唱指揮,迄今仍指揮學校諸多大型演出活動,每令專業指揮人士心折。我們先看這種指揮藝術對黃先生歌行體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善於經營長篇巨製。比如他創作的《圍棋詠》,完全是岑參邊塞詩的風味:從大將出徵到凱旋,從運籌帷幄到短兵相接,有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有四面楚歌直搗黃龍;每四句一轉韻,每韻都有獨立的事項,環環相扣,首尾呼應;詩中關於圍棋的典故、術語也都信手拈來,運用自如;一曲讀完,餘音裊裊,誠如聽完一曲交響。其實黃先生這首歌行體詩的這種樂章結構,也像戲曲的分場與戲劇分幕。借着音樂與戲曲的修為,他分析王昌齡的《出塞》(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乾),便戲味盎然。特別說到詩的第四句「匣里金刀血未乾」時:到底將軍是頓時拔起鞘裡帶血的刀,還是立刻想起腰間那把還帶着敵人血漬的刀?詩人都沒有細寫,但是,無論將軍是拔出刀,半拔刀,或者未拔刀,總之,他的注意力,全在刀上。很明顯,他是在準備戰鬥了!整首詩,就在寫這將軍突兀的神態中結束。這種「結束」,其實就是戲劇的「停頓」,也像樂曲在進行時出現「休止符」,片刻的旋律和節奏停頓,才又重新開始,反而會加強聽眾對樂曲的印象。這種「結束」,也像傳統戲曲的「亮相」,指演員在一連串連續性的動作中,突然作短暫的中止,呈現出一個具有雕塑性的造型——戰場上雖已寂靜,但交戰的狀態,還未從將軍的心中完全平息;他忽然似乎聽到戰鼓在響,似乎感到敵人又在臨近,於是猛然想到,或者立刻拔起已經入鞘的帶血金刀。整首詩,就在他將拔欲拔的細節中定格。通過這動作,將軍警惕的神情,堅毅的態度,便如戲曲演員「亮相」一樣凝聚在讀者的腦海里,誠屬「武戲文唱的妙用」。
於詩如此,於詞亦然。黃先生曾在分析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全篇結構時說:「顯然,經過一番襯托,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我覺得,蘇軾在《念奴嬌》中的表現手法,和上述元帥出場的模樣頗為相似。請勿以為他突出寫周郎,便以為他以周郎為主角,其實,最後出場的元帥,正是蘇軾自己。多情的周郎,也只不過是配角。」對此,陳平原教授說:「《赤壁懷古》中『周郎是賓,自己是主』,清人已有言在先;但引入戲曲表演的『元帥出場』,此前我沒見過如此生動的解說。這顯然與黃老師兼及詩詞與戲劇的治學方法有關。」又說:「很少學者同時研究『唐詩宋詞』與『元明清戲曲』;即便這麼做,成功的幾率也不高。而對于堅信『嶺南文化』的特點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黃天驥來說,詩詞與戲曲互參,屬於『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認真嘗試。」
從創作體驗入手,以戲說詩,以音樂說詩,誠可謂黃先生開闢的古典詩詞講授的另一種範式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本書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處。「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但那只會寫出摹擬體的唐詩。而熟讀這本《唐詩三百年》,相信不少讀者,能寫出時代新聲的「舊體」新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