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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通吃島島主

民國時期,知識界左翼力量相當強,畢竟在國家危亡時刻,求進步的聲音肯定遠大於保守派。而且受蘇聯革命的影響,全球左翼的呼聲都非常高。所以想來延安的高級知識分子也不少。

但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就能成為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嗎?

絕對不是。

來了很好,先接受改造。

毛澤東年輕時候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對這幫人再了解不過了。他們所謂的「左」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左。他們反抗權威大都只是出於簡單的反叛心理;有時他們關注底層,那也常常只是出於簡單的同情心。這些情感都只來自於他們自己,所以是非常脆弱的。

革命在他們那裡只不過是想象中的烏托邦,真正幹起來第一個慫。

所以,知識分子要來可以,但必須接受改造。受不了的話請回。

冼星海剛來的時候就受不了。他當時已經是留法精英,國內著名作曲家,為了革命理想來到延安。

但是延安的條件太差了,吃不慣住不慣。冼星海非常煩躁,他喜歡吃雞,說自己每天必須吃一隻雞,否則一行譜子也寫不出來。

他還反感政治學習,藝術就是藝術,藝術家學什麼政治?浪費時間!

可是,隨着真正深入這片土地和人民,他逐漸轉變了觀念,摒棄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接受了「為革命而藝術」。

生活上的要求也儘量降低,有雞吃雞,沒雞的時候……可以吃點別的嘛。

《黃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磕了兩斤白糖,連續六天六夜創作出來的。

國共合作時期,毛教員擔任過國民政府代理宣傳部長。30出頭的他無論是對內管理還是宣傳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間創作,轟動一時。

後來,關係破裂,毛教員走了,後續接手宣傳工作的可謂都是「精英」。

1943國民政府建立了「重慶新聞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合辦,英文授課……

雖說這個學校的一大任務是培養外宣人才,可是這種模式也還是有點太不接地氣了。

而且,後來大部分畢業生也都留在國內,從事新聞工作或者在大學任教。所以,他們還是成為了國民政府的宣傳骨幹。

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在學歷上也都相當厲害。比如,45年的時候是吳國楨。

此人中學在南開,大學在清華,博士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50年代重返美國,晚年又當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學沛代替他的宣傳部長位置。彭曾經到日本、法國和比利時留學,回國後擔任多年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

從學歷上看,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現在那也是海歸人才引進重點。

與之相比,老毛就讀的湖南一師當時也就是個中專。劉鄧周等人說是去法國、俄國勤工儉學,可事實上主要是勤工,沒有一個人完成學業,相比之下個個都是泥腿子。

但是,從國共兩黨宣傳工作的最終結果來看,誰才是這方面真正的人才呢?

在國民黨這幫博士教授們忙着學各國外語的時候,共黨的泥腿子們在幹什麼?

其實他們也在學習語言,人民的語言。

電視劇《恰同學少年》裡面有一段講了新民學會開辦工人夜校的事情。

一開始,他們貼出告示好多天也沒人來。毛同學反思之後,用工人能聽懂的語言又寫了一份,如下:

列位工人來聽我們說幾句白話: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麼?就是俗話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才能寫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呢?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校,今年上半年學生很多,列位中想有聽到過的。這個學校專為列位工人設的,從禮拜一起到禮拜五止每夜上課兩點鐘,教的是寫信,算賬,都是列位時刻需要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於列位工作並無妨礙。若是要求求學的,請趕快於一禮拜內到師範的號房報名。有說時勢不好,恐怕犯了戒嚴的命令,此事我們可以擔保,上學以後,每人發講牌一塊,遇有軍警查問,說是師範夜校學生就無妨礙了。若有為難之處,我們替你作保,此層只管放心,快快來報名,莫再耽擱。第一師範學友會教學研究部啟

但是,這份告示貼出去後,依然沒什麼反應。毛同學再次調查反思,發現工人識字的很少,不會主動看這種告示,而且告示由警察張貼,他們有恐懼心理怕惹事。再者,即使看了,免費教學這種好事他們也不信。

於是,新民學會又想了新辦法,把夜校廣告編排成一齣戲,正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戲「劉海砍樵」。工人們聽到鑼鼓聲,都湧來看戲,夜校報名人數很快破百。

這部電視劇的情節雖有藝術加工,但大體是符合歷史的。那封告示是保存的原文,毛同學的反思也是他親自記錄到《夜學日誌》當中的。真實的情況是,連續兩次張貼告示都沒什麼效果,毛同學在反思過後新創作了這份口語化的廣告,與其他同學一起,帶着印好的廣告,分頭到工人宿舍區和貧民區,邊分發邊宣傳,細細解釋。一連持續了五天,吸引了一百多工人報名。以下是夜學日誌的原文:

電視劇中加上的,同學們改編「劉海砍樵」來吸引工人以此達到宣傳效果,這段「藝術加工」也並不是空穴來風。延安時期,共黨在宣傳上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民間藝人和傳統文藝作品。

民間藝人原來都是下九流,知識分子們斜眼都不看一下。但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毛教員要求知識分子「眼睛向下」,向勞動人民學習,向民間藝人學習。民間藝人成為延安政府的座上賓,毛教員親自請他們來表演,管衣管飯管住;他們從物質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極大的尊重。

同時,延安也改造他們,幫助這些藝人戒掉煙癮等,和他們一起改造傳統的文藝內容,把宣揚不健康的封建思想的部分去掉,改編成對延安的政策、社會主義新風尚等的宣傳。當時,從秦腔、評劇、秧歌、評書到民歌、窗花等等,延安的知識分子們向民間藝人學習,雙方互相改造,創造出新的文藝作品。這些新作品既用了人民熟悉的題材樂於接受的形式,又宣傳了共黨的政策傳播了先進的思想。

比如著名說書藝人韓起祥,本人還是瞎子,一直為人所瞧不起。他為了謀生,不僅說書,還兼職算命治病。後來他投奔延安政府,因為這裡不僅不歧視瞎子,還有許多盲人黨員。他接受改造,主動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創作出許多反封建迷信作品,比如《反巫神》。朱毛都曾親自請他到自己的窯洞中說書。

所以——我們以宣傳工作為例,一邊是滿口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博士教授,聽《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一邊是經過改造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帶着農民一起滿口秦腔評劇信天游,一起扭秧歌剪窗花,唱《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對於人民宣傳工作的效果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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