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董樂騎車進小區的時候，剛剛好上午7點整。日光透過清晨的薄霧，打在樓下車庫的雨棚上，遮下一片陰涼，董樂遠遠瞧見張南和老伴正站在那片陰涼下，她着急忙慌地把車停穩，背上出診箱迎着老人跑了過去，「張大爺您腿腳不好，快進去坐着。」

看到董樂來，張南老倆口道着說不盡的感激。自打上年紀後，張南的腳踝一直不太好，前些天下地種菜又不小心摔了一跤，已經動彈不得。恰巧，正逢那天董樂打電話讓老人前往村醫務室做定期的慢病監測，老人慌了神，「董醫生啊，我這前兩天把腿摔了，過去不太方便。」看了看日曆後，董樂決定五一假期去探望一下老倆口。

考慮到要給老人空腹測血糖，她便將時間定在了早上7點，早點結束老倆口也能吃上一口熱乎的早飯，對腸胃好。將老人扶進家裡，董樂打開了隨診的出診箱，在村里像張南老倆口這樣的情況不止一個，這意味着董樂的出診箱裡要備着常用藥品、急救用品以及聽診器、血壓表、血糖儀。

董樂踏出張南家門時，老年手機正脆生生地報着時，「現在是北京時間8點整」。做個慢病監測最多需要20分鐘，五一假期，張南的子女都還在外地上班，為老倆口測完血壓、血糖，董樂又多陪他們聊了會天，這對老夫妻身上有着董樂父母的影子，平時工作忙，她也很少有時間跟年邁的父母說上話。

董樂是二線城市的一所鄉村衛生室室長，今年是她當村醫的27年，她笑稱自己是「光杆司令」，雖是醫務室室長，但衛生室只有2個人。「人少，但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好。」把工作上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是董樂27年來的信條。

剛入行的時候，董樂所在的醫務室覆蓋了周圍村落3000人的基礎醫療，最忙的時候，她一天要接診50多人。到了2010年後，周圍的村莊陸續搬遷，不少村民搬到了鎮上，熟悉的村民走了一批又一批，「搬走了的鄉親們就很少回來了，身體不舒服就直接在鎮上看了，關鍵是距離遠了。」醫務室距離鎮上有5公里，村民們往返多靠三輪，並不方便。倒是董樂去鎮上辦事的時候，常被過去的熟面孔叫住，「董醫生啊，很久沒看到你了。」現在董樂每天的接診量平均起來是過去的1/3。

在教堂里進行健康知識宣講圖源受訪者

董樂還是和以往一樣忙，作為鄉村醫生，她除了負責衛生防疫和日常診療，還要負責公共衛生，包括家庭醫生的簽約服務和定期開展健康教育等。2016年，衛計委印發《衛生計生委關於印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指導意見的通知》，要求加快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當代村醫不只是簡單地給村民開開藥、掛掛水。」如今，董樂共管理着200多位村民的慢病檔案——每一位村民都要定期約測血糖、血壓。高高的幾摞資料夾常出現在董樂家裡，平日上班時間她忙着日常診療，村民們忙着務農，晚飯後村民們開始休息，董樂就挨個給村民們打電話約時間。

家庭醫生不是私人醫生，而是對服務對象實行全面的、連續的、有效的、及時的和個性化醫療保健服務和照顧的新型醫生。但在村民劉華看來，董樂就是村民們的「私人醫生」，去田間耕種時，他常常能看到董樂騎着電動車在村里出診。

董樂的手機24小時開機，她常在晚上接到村民們打來的諮詢電話，也常在下班鎖門時遇見一兩個火急火燎趕來就診的村民。「鄉村醫生和其他醫生沒什麼不同，都需要一顆仁心。」大醫院的醫生每天要遇到不同的病人和疑難雜症，而村醫遇到的都是附近村落里的村民，董樂自己也是村子中的一員，「大家之間的關係，並不局限於醫生與患者。」

董樂的父親董自強也是村醫。上世紀60年代，18歲的董自強從高中畢業，因從小體弱，父母不放心他出遠門，就將他托給村裡的一位「赤腳」醫生做學徒，醫人又能醫己。那時村里人多，衛生狀況遠不如現在，一到夏天，不少村民都會上吐下瀉，頭上和身上長着癤子。在董樂的記憶中，家裡常年備着一隻小木箱，木箱裡有一些常見的藥品，父親就是一個背着木箱，隨時都會被叫走的人。

董自強在周圍幾個村里都是受人尊敬的，他救過不少村民的命，也用雙手迎過新生。董樂的成長之路理所當然地印滿父親的標籤——小學、初中、高中，她遇到過被父親接生的同學，也曾在放學路上被大嬸招呼着到家裡吃飯，「農忙時打農藥差點要了命，還好有你父親在。」

農村的天黑得快，在那滿是蟬鳴的夏夜，董樂經常能聽到院牆外的急呼，「董醫生，在不在，我肚子疼，頭也疼。」緊接着就是一陣急促的腳步，院門「吱呀」一聲關上，董樂知道父親又出去了，夜晚的農田崎嶇不已，常有毒蛇出沒，她有些擔心。

1992年，當地的衛校開設了一個鄉村醫生班，19歲的董樂在父親的建議下報了名。從小耳濡目染，她天然地對醫生這行有好感，父親年紀也大了，需要人幫忙。進了研修班後，董樂發現班上的同學也多是「醫二代」，90年代的村醫多是「子承父業」，董樂笑稱自己是最後一代「非正統軍」，沒接受過正規的醫務教育，僅有的研修班已經是當時最好的學習資源。

1995年，董樂正式到村衛生室工作，成為了父親的同事。村民門叫董自強「董醫生」，叫董樂「小董醫生」。一開始村民們都沒太把董樂當回事，但每每扎針時，他們也願意讓董樂試一試，「龍生龍，鳳生鳳，董醫生的女兒肯定不孬」，在鄉下，血脈傳承被看得尤為重要，對董自強的信任自然而然地嫁接到了董樂身上。

2008年，父親退休了，董樂正式接過了衛生室室長一職。13年的實戰經驗，讓她在當地小有名氣，也就是在這一年，董樂遇到了職業生涯的一次挑戰——區衛生局要求每一位鄉村醫生都要考取執業醫師助理資格證書。

系統地接受過醫學教育的村醫少之又少——文化基礎薄弱，基礎理論掌握不牢，想考到這個證簡直「天方夜談」，那年很多村醫轉了行，包括董樂的親姐姐。董晴比董樂大10歲，實踐經驗豐富，卻是連村醫的進修班也沒上過，董樂不想離開，趁周末她跑到城裡最大的書城，淘了幾本厚厚的書和習題。

董樂備考時的部分書籍和習題圖源受訪者

沒有培訓課、沒有老師，書上的專業名詞董樂很多看不懂，習題一做就錯上一片。平時工作忙，下班回家又要照顧女兒，董樂只能在晚上丈夫和女兒入睡後看書，「一看就到一兩點，早上六點又要爬起來做早飯。」學不會，相當於「零基礎」的她用了一種最笨的方法——把題目、答案以及書上對應的知識點全背下來，背得多了，竟也有了做題的路數。

醫生是一個需要終身學習的職業，學到的知識是自己的，董樂也樂在其中。當她將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和日常的工作結合起來，開始思考如何為村民制訂更加精確的診療方案時，董樂意識到自己在進步，「我覺得我變得更專業了。」過去學到的內容不再能支撐如今的工作，董樂一定要考到這個資格證，往後的從醫路還很長，醫生不專業是對患者的不負責任。

區里同批次的村醫里，董樂考了第一名。「董第一」的名號在鎮上衛生院傳了開來，她笑着說運氣好。後來董樂才發現，備考時她買的書是「執業醫師資格證參考書與配套習題」，而她需要考的證只是「執業醫師助理資格證」，碰巧來了次「降維打擊」。5年後，董樂還有一次考執業醫師資格證的機會，她暗暗發誓要將「助理」二字拿掉。

執業醫師資格證書考到手後，她成為了區里為數不多的擁有此類資格證的村醫，「村醫也是隨時代發展而進步的。」董樂父輩那代學醫靠師傅帶，只能在實踐中摸索着成長，董樂也算是師傅帶出來的，幸運的是，國家政策給予了她這一代正式學習的機會。

董樂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半路出家的人」，沒有系統地接受過醫學教育是他們這一代的遺憾，「師傅帶徒弟」的培養模式到董樂這裡已經是最後一代，所以這種遺憾也將止步於70-80後這一代。「國家越來越重視鄉鎮基層醫療，教育體系也愈加完善，以後派來的鄉村醫生，一定都是正規醫學院出來的學生。」

衛生室的對面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松樹林。「這片樹林看着我父親退休，也見證了我從年輕醫生變成了看起來『值得信任』的醫生。」眼下，董樂唯一的同事老馬也要退休了。村醫這一行的年齡斷層很嚴重，大多集中在45歲以上，留下的和離開的，大多是當初拜師學藝的那一波人，「正規軍」什麼時候來，董樂也不知道。

前兩年，董樂的丈夫圍着院牆種下了幾棵薔薇花。某天，落日餘暉映在董樂歸家途中，她驚喜地撞見院內小花攀上圍牆，紫紅色的花兒和深綠色的枝葉在微風下輕顫着。董樂意識到，又一個春天來了。

董樂家院牆內的薔薇圖源受訪者

閒暇的時候，董樂喜歡在院內種些菜，碧綠的小蔥和帶着鋸齒的苦菊她都種過，「這是我自給自足的小菜園，下班的時候種種菜，對我來說是一种放松。」接到電話的那天中午，董樂正頂着烈日給菜園澆水，領導說要從社區里給她分配一個年輕人來，讓她帶着熟悉環境，看往後能否留在醫務室工作。董樂笑着應允，她將桶里剩下的水舀起，均勻地灑向菜地，看着乾涸的土地變成潮濕的深褐色，她想起了領導口中的年輕人。

楊麗本就是作為鄉村醫生招進鄉鎮的，按照規定，她需要在上一級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受規培。接到「下鄉」通知的那天，楊麗本能地反思是不是自己在社區工作做得不好，讓領導不滿意了。「這些年輕人就是我們的『接班人』，但大部分孩子的執業醫師助理資格證都還沒有考到手，沒有資格證書是沒有辦法到我們醫務室工作的。」董樂有些遺憾，楊麗到社區工作兩年都還沒有考下資格證，像她這樣的年輕人不止一個。

與楊麗見面的那天，董樂要騎車走訪病人，她想帶楊麗一起去看看。董樂遠遠看見一個有些微胖的姑娘蹲在路邊，手裡還拔着草。楊麗不是第一次見到董樂，印象中的董樂戴着眼鏡、散着披肩發，有點像她的初中英語老師。一路上，楊麗稱呼董樂為董老師，青翠碧綠的麥浪一波波湧向身後，董樂想到了自己還在讀大學的女兒。到地方後，董樂將包里唯一一袋零食遞給了楊麗，「叫我阿姨就行。」

楊麗覺得自己有些力不從心，村醫一個人就是一支團隊，她要學配藥、也要會診療——不僅做主治醫生、做藥師、還要懂護理。每一個來拿藥的村民看到楊麗都有些樂呵，「小董啊，來新人了啊！」新來的醫生是這間衛生室里的大新聞，老人們熱情的招呼在二十多歲的楊麗看來是一種「負擔」，她覺得自己像是到訪這個村裡的局外人，這是和董樂不一樣的。

董樂知道楊麗會走，但沒想到這麼快。第一天工作結束，領導給楊麗打電話，末了強調，「你明天再來這上班。」楊麗哭了，眼淚「啪嗒」一下就掉在了桌子上。董樂理解楊麗怎麼想的，20多歲的小姑娘雖在鎮上鍛煉了兩年，但村裡的環境哪裡比得上鎮裡。離開了熟悉的社交圈、聽着不太懂的鄉音、做着最繁瑣的工作「在這兒，她能遇到的『年輕人』可能就是50歲的我了。」董樂不知道怎麼安慰楊麗，陪着她回了鎮上。

第二天，楊麗沒來。董樂只跟女兒提了一嘴，「那個跟你一樣可愛的小姑娘回去上班了。」前兩天飯桌上董樂都有提起這個女生，女兒好奇，難道母親真把楊麗當女兒了？

楊麗走後，董樂有時候會想起自己剛參加工作那會，那時條件比現在艱苦多了，村裡的醫務室就是兩間平房，一間用來診療，一間用做藥房和收費處。2014年，在國家對城鄉基層醫療設施的扶持下，董樂搬到了一個新建的200多平的醫務室，室外附加一個種滿灌木叢的小院子。閒暇時，董樂喜歡陪村裡的老人在四季常青的院子裡走一走，給他們講講宣傳欄上的健康知識，再曬曬太陽。

今年8月，董樂就滿50歲了。找她看病的鄉親還是習慣叫她「小董醫生」，原因很簡單，—二十年來，醫務室里沒有更年輕的新人來，來董樂這看病的村民們也都是同一批。董樂願意聽村民們叫她「小董」，「這些年聽習慣了，挺親切的。」董樂不怕「後繼無人」，村醫是為村民準備的，只要有村民在，村醫就會一直存在。況且，現在國家政策越來越好，村裡的條件也越來越好，一定有人能捧住她手裡的「接力棒」。

在地緣的強連接下，董樂早就心照不宣地和村民們建立起了「血緣」關係。「做村醫是一輩子的事。」工作這些年她不是沒有遇到過更好的機會，但一想到每天騎車去上班都能看到三兩村民在衛生室門口等她開門，董樂覺得自己放不下。

再過5年，董樂也要退休了，她想在這5年裡學一學中醫理療。鄉親們年紀大了，多有風濕、偏頭痛等症狀，中醫對村民們有用。若還有時間，她想在自家院前那棵開了幾十年的老槐樹旁再墾一塊菜地，等粒粒白槐成串綻放之際，親手摘下鮮綠的果蔬鋪滿竹編的菜籃。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名、地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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