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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賭註:權力轉移、可信信號與預防性衝突

作者:Brandon K. Yoder,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東亞地區政治、國家間信號與博弈論等。

來源:Brandon K. Yoder, 「Hedging for Better Bets: Power Shifts, Credible Signals, and Preventive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4, No.4, 2019, pp.923-949.



摘要




衰落國如何可靠地推斷崛起國的意圖?主導觀點認為,由於衰落國面臨崛起國未來意圖的不確定性,即使彼此目標一致,預防性戰爭也往往不可避免。文章提出了一個關於示善(reassurance)的動態模型,其中參與者不確定彼此利益是否衝突。該模型表明,通過採取一種有限遏制的對沖戰略,衰落國可以降低崛起國釋放虛假合作信號的動機,這反過來使合作作為崛起國的良性意圖信號更加可信。即使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下,這些信號也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足以阻止衰落國訴諸預防性戰爭。因此,儘管權力轉移會導致目標一致的國家發生有限競爭,但預防性戰爭只有在已知崛起國目標與自身不一致的討價還價環境下才會理性地發生。

導論

面對相對衰落,國家應採取何種對外政策?衰落國的策略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對崛起國未來意圖的認知。衰落國更願意遷就具有良性意圖的崛起國,而有強烈的動機反對意圖改變現狀的敵對崛起國。衰落國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能從崛起國當前的行為中準確地推斷出其未來意圖?文章提出了一種示善信號背景下的權力轉移模型,其中衰落國並不確定其偏好是否與崛起國相一致。該模型顯示,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衰落國可以通過採取有限遏制的「對沖戰略」,引出崛起國未來意圖的相對可信信號。即使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與高度初始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合作信號釋放的信息也能消除衰落國將有限對沖升級為全面預防性戰爭的動機。樂觀派與悲觀派長期以來就示善的有效性存在爭論,而文章的研究發現有助於解決這一既有爭論。

關於示善的既有爭論

崛起國目標的不確定性是衰落國面臨的戰略難題,即衰落國是應選擇與崛起國進行合作、權衡選擇何種程度的合作,還是應試圖抑制其權力增長。關於國家間示善的既有研究大體可分為兩大陣營:「示善樂觀派」與「示善悲觀派」。樂觀派認為,可信的合作信號是廣泛存在的,因而有着一致目標的國家能夠輕易地實現相互識別。無意修正國際秩序的良性意圖國家可以避免進攻性的軍事投入、放棄修正秩序的低成本機遇、加入提高修正成本的機構,抑或承擔成本以支持既有國際規則與規範。這些高成本信號增強了崛起國良性意圖的可信性。樂觀派因而認為,國家間目標必須真正地無法一致,衝突才會發生。然而,樂觀派的問題在於其假定的是一種靜態的權力分配。

悲觀派則認為,大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會削弱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敵對的崛起國有強烈的動機在自身相對弱小時,模仿良性崛起國的合作行為,避免按照自身真實目標修正國際秩序,從而歪曲自身意圖。由於良性崛起國和敵對崛起國都可能會釋放合作信號,因此該類信號並不可信,衰落國仍然高度不確定崛起國的未來意圖。隨着時間的推移,衰落國將愈發難以承受敵對崛起國未來的修正行為。意圖不確定性與未來脆弱性共同導致衰落國有強烈的動機採取預防性行動,即使是對那些採取合作行為的崛起國。然而,悲觀派的觀點存在邏輯漏洞。既然崛起國釋放虛假的合作信號無法避免衰落國對自身的預防性行動,那敵對崛起國還有何種動機歪曲自身意圖呢?如果無論是否採取合作,崛起國都將會面臨預防性行動,那敵對崛起國通過發送合作信號在短期內放棄真實目標的動機將會減少。面對預防性行動的持續合作將成為可信信號,表明崛起國與衰落國的目標一致。因此,悲觀派所宣稱的衰落國採取無條件的預防性策略與崛起國的合作信號不可信相互矛盾。

作者構建的模型試圖解決悲觀派的觀點漏洞。該模型表明,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下,不確定的衰落國會對合作的崛起國採取中等程度的遏制,即某種對沖策略。衰落國的有限遏制會降低敵對崛起國歪曲意圖的動機,從而增加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無論權力轉移的規模多大,衰落國的對沖策略都能夠引出可信信號,表明衰落國不願與合作性的崛起國升級為全面的預防性戰爭。合作信號的可信性會隨着權力轉移的規模而增加,因為衰落國將會積極地進行對沖,以抵消其日益增加的脆弱性。因此,樂觀派的觀點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即使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下,合作的示善信號也足夠可信,能夠避免目標真正一致的國家發生全面戰爭。然而,與樂觀派觀點不同的是,支撐這些可信信號的對沖機制也使得除全面戰爭之外的某種程度的國家間競爭不可避免。

示善博弈

圖1. 權力轉移的擴展式博弈

結果與討論

完全信息狀態下,對沖不會發生。對沖是衰落國面臨信息問題的一種反應,由於崛起國有動機歪曲自身意圖,對沖使衰落國能夠獲取信息,避免與良性崛起國發生預防性戰爭。然而,在完全信息狀態下,衰落國已知崛起國是良性的還是敵對的,因而沒有必要採取某種中間策略。

圖2. 不完全信息下權力轉移博弈的均衡(RS的均衡策略在前,DS在後)

預期權力轉移的規模如何影響崛起國信號的可信性以及預防性衝突的可能性和嚴重性呢?作者提出:(1)在小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下,由於遏制成本與權力優勢,衰落國不會遏制合作性的崛起國,預期權力轉移規模的增加將削弱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在遏制缺位的情況下,崛起國歪曲意圖的動機會隨着預期權力轉移的規模而增加,從而降低了合作信號的可信性。(2)在大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下,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與衰落國應對這些信號的遏制程度都會隨着預期權力轉移的規模而增加。出現這樣一個看似違反直覺的結論是因為:當預期權力轉移超過一定的規模,衰落國不願完全接受崛起國的合作信號。其將採取一種對沖策略,在更大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下施加更高程度的遏制。而衰落國的遏制本身就增加了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崛起國預期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下,即使自身採取合作行為,也無法完全避免遏制。這就減少了敵對崛起國歪曲意圖的動機。面對遏制,敵對崛起國不太可能持續發出合作信號,良性崛起國的合作信號因而愈發可信。無論預期權力轉移的規模多大,衰落國也不會以全面的預防性戰爭應對這些愈發可信的合作信號。

圖3. 預期權力轉移對衰落國遏制程度(應對合作信號)的影響

圖4. 預期權力轉移對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影響

動態示善博弈通過將動態條件下的示善形式化有助於解決樂觀派與悲觀派的長期爭論。該模型確定了示善行為中的一種獨特的信號機制,其來源於衰落國的對沖策略。對沖機制有助於解決悲觀派觀點中的邏輯矛盾,即預防性戰爭的發生是由於崛起國的合作信號缺乏可信性。具體而言,對衰落國無條件預防性行為的預期應當會減輕敵對崛起國歪曲意圖的動機,從而為崛起國的合作信號增添某種程度的可信性。動態示善博弈表明,這些合作信號的可信性會隨着衰落國的遏制程度而增加,從而降低了衰落國採取額外預防性措施的動機。即使在大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下,樂觀派認為合作信號相對可信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與良性崛起國的全面戰爭應不會發生。

然而,動態示善模型也部分支持了悲觀派的觀點。第一,在給定遏制程度時,崛起國的合作信號會隨着預期權力轉移的增加而變得不那麼可信。第二,樂觀派認為合作信號足以在大規模的預期權力轉移下避免低效競爭是不正確的。動態示善博弈表明,適度的遏制對維持崛起國合作信號的可信性是必需的,避免升級為戰爭所必需的遏制程度隨預期權力轉移的規模而增加。因此,儘管該模型反駁了悲觀派的觀點,即大規模的權力轉移會導致目標一致的國家爆發全面的預防性戰爭,但卻證實了權力轉移會增加目標一致的國家間的競爭程度。第三,衰落國的對沖策略不會導致良性崛起國表現出不合作的「螺旋」動態。一方面,只要崛起國繼續克制、不修正秩序,衰落國就不會從適度對沖升級為全面遏制。另一方面,良性崛起國本身也存在一種內在的抑制因素,避免在非絕對必要時修正秩序。因此,螺旋上升只會發生在目標真正不一致的國家之間。

文章還將對沖策略重新引入到關於權力轉移的既有研究中,而後者主要關注是否發生戰爭這一狹隘的二分法。在既有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權力轉移模型中,衰落國要麼發起預防性戰爭,要麼做出讓步。而在動態的示善博弈中,衰落國可能會採取除戰爭之外的預防性行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崛起國的權力獲取。文章的模型確認了衰落國採取不同程度遏制的條件。此外,既有文獻主要將對沖描述為一種最小化未來脆弱性的策略,但文章表明,對沖也可以作為一種篩選機制(screening mechanism),揭示關於崛起國意圖的寶貴信息。對沖策略的信息收益(informational benefit)使衰落能夠與真正良性的崛起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同時也能更為有效地識別和反對威脅秩序現狀的敵對崛起國。因此,除了通過預先阻止衰落減少未來脆弱性外,對沖策略還能使衰落國在權力轉移期間對崛起國採取信息更為全面、因而是更優的對外政策。



詞彙積累




精煉貝葉斯均衡

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示善

reassurance


譯者:李源,國政學人編譯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研究興趣為東亞安全與國際關係理論。


審校 | 胡可怡 肖龍

排版 | 吳夢婷



本文為公益分享,服務於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台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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