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德國在俾斯麥的時候提出了勞動保障體系的概念，是一個相對保守的體系並沿用至今。直到90年代末期德國開始導入福利國家概念，開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關於國民收入和財富的狀況，他指出，德國比較富裕，收入不平等現象直到現在也並不突出，收入基尼係數0.29。但是德國的財富基尼係數較高，達到0.79，這個數值在過去15年不斷上升。與收入不平等比較，財富不平等的狀況在德國相對突出，甚至比英法情況更嚴重一些。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談德國作為一個福利國家，是怎樣看待共同富裕的？包括德國在過去十年裡遇到的問題、限制以及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德國是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導入福利國家的概念，首相俾斯麥提出勞動保障體系，這個體系一直沿用至今。該體系採用的是比較保守的方式，保險、保障、養老金、醫保等體制不斷改革、不斷發展，也與工資體系息息相關。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無論是財富不平等還是收入不平等，都逐漸出現變化以及縮減的現象。目前，德國收入不平等現象不是特別突出，收入的基尼係數是0.29，美國為0.4。但德國在財富方面的不平等更加明顯，財富的基尼係數比較高。現在這兩個不平等係數都在增長，德國國內也在通過新的方法進行財富分配。

過去15年，德國的收入基尼係數呈現上升的態勢，現在已經接近0.3。從收入占比來看，底層50%人口的收入占比在不斷減少，過去15年也在降低，所以收入不平等在上升。但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是屬於中低水平。同整個歐洲相比，德國的財富不平等係數較高，甚至比法國、英國、西班牙都高，其中一個歷史原因是，很多德國人並沒有擁有自己的房產，德國的房產自有率很低，戰後有很多房屋毀於戰火，這也解釋了儘管財富不平等，但大部分人的工資還是不錯的。

為什麼收入不平等屬於中低水平，但是財富不平等卻很嚴重？從勞工分析來看，德國是一個雙軌制的合夥制系統，有集體談判權，所謂集體談判權就是工會能夠和僱主進行談判，談判結果與整個行業共通，還有一些理事會和協會進行談判調節和協商，這個系統能夠涵蓋大部分產業，20世紀80年代有80%的公司、行業都覆蓋在集體談判權下。90年代，收入不平等還很低，但是集體談判權的覆蓋率降低了，只有不到一半的西德公司、1/3的東德公司受限於集體談判權，一些低收入行業也進行了收入改革，有更多的自僱工作，所以工資在降低。

在德國，工會是非常強有力的系統穩定劑，但工會成員數量一路下滑，從30%的全德工人到現在只有15%的德國工人加入工會，工會數量的減少即集體談判權的消失和減弱，導致了基尼係數的上升。2015年，德國推出了《最低工資法》來穩定這個系統，最低工資一直穩定增加，以前不到10歐元/小時，現在超過12歐元/小時。

德國的福利系統建立在社會保障體系之上。20世紀90年代遇到了一些問題，當時失業率高，支出大，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工資占比也在降低，導致社保系統的供款減少，所以成本越來越高，福利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壓力。通過勞工市場改革、養老系統改革以及養老金改革，實現了結構性的改變。

低收入者的比例在上升，但失業率在降低，所以並沒有導致貧困的變化。因為很多失業的人可以找到低收入工作，同時，在疫情期間政府提供兩年的失業補償，即使不工作，一年也能領取450歐元。作為福利國家來說，這也有一定的壓力。就業人士的工資也比以前要低。他們獲得的收入甚至有時候還比不上失業保險，在德國，現在有大概600萬人在這個系統當中。

另外，德國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老年化貧困，由於養老金福利的削減、工資的降低，老年人貧困的情況有所上升。60歲以上老人增長了270-280萬，有相當比例陷入了貧窮。這說明德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與老年人的貧困息息相關。

財富不平等在德國向來都很高，現在還有強烈的上升趨勢，原因和稅制改革有關。德國的稅制基本上是根據收入和消費稅來徵收，最大上限是45%，收入越低，稅率越低，消除了財富稅、降低了最低所得稅率、增加了增值稅、降低了遺產稅，對富人階層征的稅更少，所有這些都構成了財富不平等的進一步上升。數據顯示，財富不平等的現象在德國正在加劇，富人占有的財富份額不變，但是窮人占有的財富份額在降低。

共同富裕是全球各國的共同目標，我想德國有三點經驗可以供中國借鑑。首先，強有力的工會可以有效監管勞工關係，他們對於收入平等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社會也更加平等。第二，福利國家福利制度和工資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低收入和老齡貧困人口的政策經驗可以借鑑。第三，德國分級式的所得稅系統，雖然也有一定的局限，但總體來說是好的。所以必須要有非常有效的政策和方式來管理收入，應對收入不平等的現象。